提存公证在保险金给付中的应用
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　夏晓东

【案件简介】　宋某，女，33岁，2001年4月26日在某保险公司为自己投保老来福终身寿险B款2份，10年缴费，保单约定被保险人在缴费期内因意外伤害身故保险公司赔付4万元，受益人指定为长子宋佳波（化名，1995年11月19日出生）和次子宋佳清（化名，1997年3月19日出生），受益方式为均分。　
2002年10月22日被保险人宋某因车祸死亡。经保险公司理赔人员现场查勘，结合事故发生地交警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的情况，事故情况属实，属保险责任。
2003年1月被保险人宋某之母崔某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要求以保单受益人宋佳波、宋佳清监护人的身份领取4万元保险金，并提供了两个受益人的户籍身份证明。保险公司在审核受益人身份证明时发现户籍上受益人的姓名与保险单指定受益人的姓名不符。经调查了解得知：被保险人宋某与胡某93年结婚，婚后生有二子，长子名叫胡琪波、次子名叫胡琪清（均系化名）。1999年宋某与胡某因感情破裂协议离婚，两个儿子由宋某抚养。离婚后宋某将两个儿子的姓名由胡琪波、胡琪清改为宋佳波、宋佳清，但一直未到派出所户籍管理部门办理姓名变更。宋某为自己投保老来福终身寿险时未考虑到孩子的户籍上姓名与保单上姓名不符这一问题。宋某死后，宋某之母崔某抚养了宋佳波和宋佳清，基于此，崔某要求以保单受益人的监护人身份受领其女儿4万元身故保险金。
【保险公司对权利人的审核】　根据保险法及宋某投保的老来福终身寿险条款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向保单的受益人宋佳波、宋佳清给付宋某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4万元。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的监护人。因宋佳波、宋佳清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故保险公司应向其法定监护人履行给付义务。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根据此项规定，保险公司理赔人员认定该笔保险金应由宋佳波、宋佳清的法定监护人胡某领取，于是告知崔某理赔申请人应为两个孩子的法定监护人胡某，领款人也应是胡某，同时告知崔某应到警方户籍管理部门办理胡琪波、胡琪清的姓名变更手续。
【案件难点】
1、权利人查找不着之难　经保险公司调查，宋佳波、宋佳清之父为商人，长年在外地做生意，无法与之取得联系。崔某称她也找不到宋佳波、宋佳清之父胡某，孩子目前由其抚养，其理应领取该笔保险金。
2、户籍管理部门姓名变更之难　崔某持胡琪波、胡琪清的户口本到警方户籍管理部门办理姓名变更手续时，被告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规定，此种情况崔某无权对胡琪波、胡琪清的姓名进行变更，只能由其法定监护人来办理变更手续。
3、保险公司受益人姓名变更之难　宋某所入保险的投保人为自己，受益人指定为宋佳波、宋佳清，根据《保险法》和《老来福终身寿险条款》的有关规定，只有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即投保人）才有权对合同的内容提出变更。本案中，宋某为投保人，是此份合同的当事人，由于其死亡，已无法对保险合同的相关内容提出变更申请，故保险公司对崔某提出的变更保单受益人宋佳波、宋佳清为胡琪波、胡琪清的申请也不好处理。
【 案件处理结果】　以上三个难点其实解决起来很简单，只要找到宋佳波、宋佳清的父亲，一切问题皆可化解。因此保险公司多方打听胡某目前的情况，均无结果，但有证据表明崔某应该知道胡某的联系方法，向其索要，崔某拒不提供。保险公司为避免保险金给付中出现的错误，陷入不必要的保险金给付的纠纷中去，根据《合同法》、《提存公证规则》的有关规定，依法向当地公证部门申请了保险金提存公证，经公证处审查，认为此种情况符合提存公证条件，向保险公司出具了《提存公证书》，从公证书确认的提存日期起，保险公司的保险金给付义务解除。
【提存公证简介】　提存公证是公证处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债权人的利益而交付的债之标的物或担保物（含担保物的替代物）进行寄托、保管，并在条件成就时交付债权人的活动。提存公证是清偿债务的一种特殊方式，它所产生的结果是免除债务人的给付义务和风险责任。只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债务人就可申请提存：（一）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或延迟受领，使债务人无法按时给付；（二）债权人外出或无行为能力而其法定代理人外出，使债务人无法按时给付；（三）债权人名称、地址不详或失踪、死亡，使债务人无法给付；（四）债务人与债权人约定，用提存方式先行给付债的标的物。
【对给付疑难案件的借鉴】　人寿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后，即在保险公司与投保方之间产生了债权债务关系，此种债在法律上被称为合同之债。保险事故发生前，投保人负有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负有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在给保险金时，保险公司对相关权利人的核实是极为重要的，错误的给付不仅不会导致债的消灭，保险公司还背负上了不当得利追偿的包袱。通过本案，给保险公司提供了一种处理类似问题的方法。
【相关法律条文】
1、《合同法》
第九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
（二）合同解除；
（三）债务相互抵销；
　　（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
　　（五）债权人免除债务；
　　（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
　　（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2、《提存公证规则》
第三条 以清偿为目的的提存公证具有债的消灭和债之标的物风险责任转移的法律效力。
第五条 债务清偿期限届至，有下列情况之一使债务人无法按时给付的，公证处可以根据债务人申请依法办理提存：
　　(一)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或延迟受领债之标的的；
　　(二)债权人不在债务履行地又不能到履行地受领的；
(三)债权人不清、地址不详，或失踪、死亡（消灭）其继承人不清，或无行为能力其法定代理人不清的。


浅议危险驾驶罪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下称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机动车罪是指醉酒驾驶机动车、在城镇违法高速驾驶机动车竞逐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
设立“危险驾驶罪”，社会公众有呼声、人大代表有建议、政协委员有提案，可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管是代表大陆法系立法传统的日本、德国，还是代表普通法系的英国和美国部分地区，都在本国和地区的刑法范围内强调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法律规制时下。因此,我国将危险驾驶行为入罪是对违法驾驶机动车辆行为专项惩处力度的加大，也是保障公民生命权益的又一司法举措，更是对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立法贡献。
笔者试图以刑法修正案（八）二十二条为基础，结合一些假设事例，试图以个人观点对危险驾驶罪提出拙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谋求法律解释的进一步明晰，有助于司法实践更好把握和运用。
案例（一）王某吸食毒品后，产生幻觉后驾车在公路上行驶，交警见其驾驶行为异常拦下王某，对其进行酒精测试结果并无喝酒行为。后因其语无伦次等现象怀疑其吸食毒品，将其带回公安局。
在此案例中，一般而言，王某的行为可能会被认定一般违法行为，并非犯罪，仅仅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吸毒后驾驶、吸食精神药物后驾驶不是比醉酒驾驶危害更大吗？但二十二条却仅将其中的较为常发易见的醉酒驾驶、飙车行为规定其中，而忽略了其他行为，似乎缺乏缜密性。
在危险驾驶行为的界定上，危险驾驶行为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机动车造成或增加不应有的危险的行为。严格意义上的危险驾驶行为应当是指“高危性不安全驾驶”。这种危险驾驶是指驾驶人员的驾驶状态和驾驶行为极为危险，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这种危险驾驶通常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驾驶状态的高度危险，如饮酒、服用毒品、麻醉剂、疲劳驾驶等情形；另一种情况是驾驶行为的高度危险，包括严重超速行驶、无证驾驶或明知车辆不符合安全要求仍然驾驶等[1]。
其他对危险驾驶立法的国家和地区以“醉酒驾驶、吸毒驾驶和严重超速驾驶”为危险驾驶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危险驾驶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我国规定的危险驾驶犯罪，在内容上仅规定了“醉酒驾驶”以及“飙车”行为，似乎内容过于狭窄。“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犯。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反过来说明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2]所以刑法应将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或严重侵犯或威胁法益的行为都纳入打击的范围。同时，在司法解释中在类型描述上应严格予以限定，在具体行为判断上，只有那些具有转化为现实危险可能性的危险驾驶行为， 才能够纳入刑法视野， 防止刑法在司法解释上过度扩张。
案例（二）王某（酒量很高）于前夜大量饮酒，次日酒醒后（头脑清醒），驾车去公司上班，被交警检查拦下后，经酒精测试体内仍然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恰好达到80毫克，为醉酒驾车。
在此案例中，由于我国目前认定醉酒的标准是以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标准，那么王某前一天晚上由于饮酒过量而致使第二天早上血液中酒精含量超标并达到醉酒标准的驾驶行为应被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刑法。
笔者认为王某认识不到自己是在醉酒驾车的，即王某正常驾驶车辆且没有造成任何危害的，不应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将有客观归罪之嫌。但是，如果王某明知自己仍处于醉酒状态而执意驾驶车辆的，则应按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十二条中关于危险驾驶罪的两种情形应该认为是故意犯罪，这既涉及到机动车驾驶人的认识因素，又涉及到机动车驾驶人的意志因素。首先，这种故意应表现为机动车驾驶人在明知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况下不顾他人和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醉酒驾或驶追逐竞驶并放任这种危险状态的存在；其次，就违反交通法规而言，机动车驾驶人是明知故犯，表现为一种直接故意，就因其自身行为而造成的对公共交通秩序的危害和由此而形成的危险状态而言，机动车驾驶人则表现为一种放任或过于自信的过失。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二十二条在执行过程中应适当考虑机动车驾驶人的主观因素，饮酒后对机体神经的麻痹有必然的客观影响，但是每个人对酒精的反应不一致，对酒精的耐受程度也有较大差异，不能不考虑行为人对酒精的耐受程度，对于醉酒驾驶还应当出台更为完善的检验措施。同时合理衡量其主观的社会危害性及预期危险性，有效的避免法律的僵硬实施。
案例(三) 秦某驾驶一辆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因回家心切便高速行驶，在加速超越前车时，前车汽车司机争强好胜，便加速追赶！此时被执勤交警拦下。
试问秦某是否被认定为追逐竞驾行为,笔者认为秦某并没有与追逐竞驶对象的意思联络，只是秦某意图使自己的车辆高速行驶超过其他车辆，由于车速快客观上形成了“追逐竞驶”的状态。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危险驾驶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由于主观恶意很弱，并且加之所处环境并没有对其他法益造成紧迫危险，一般应不宜认定为犯罪。
“高速行驶”不等于“追逐竞驶”行为，高速驾驶行为并不一定具有追逐竞驶的特征，其可以在没有追逐竞驶对象的情况下单独完成。而追逐竞驶则必须要求有一个以上的追逐竞驶对象，驾驶者之间有无事先的意思联络也应考虑在内，如数名司机商定驾驶自己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玩“飙车”在有意思联络和追逐竞驶状态下，按照危险驾驶处罚；或者是虽无意思联络，同时客观上构成三次相互追逐，具备下列情节（1.因追逐而发生交通事故并造成较大人身财产损失(尚未构成交通肇事罪)的;2.追逐车速达到或超过行驶路段的规定车速的1.5倍的;3.在闹市区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追逐造成交通阻塞半个小时以上的;4.有其他恶劣情节）时，认定为危险驾驶行为。要严格限定追逐竞驶的行为模式，并不是所有高速行驶的车辆均构成本罪，考虑行为人所处的环境、潜在的危险性、行为人心态等情况，以免造成打击面过大。此外，由于车辆运送紧急病人、处理特殊紧急事务等情况也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各种因素，不应一概以犯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