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森普拉能源公司撤销案/自裁决条款/双边投资协定
内容提要: “森普拉能源公司撤销案”凸显了在双边投资协定中订立自裁决条款的重要性，引起了投资者、东道国政府及学者对双边投资协定中自裁决条款的关注。自裁决条款经美式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展而获得广泛认同，其目的在于强调和保护国家的安全利益。由于自裁决条款的定性与适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且这种特殊性直接影响到案件结果，因此我国在签订新的双边投资协定和修改旧的双边投资协定时，不应忽视自裁决条款，更不应放弃这一条款赋予的条约权利，而应根据具体情况订立自裁决条款并充分利用其赋予东道国的主权权利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


一、引言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５日，阿根廷根据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ＩＣＳＩ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第５２条第１款的规定向ＩＣＳＩＤ提交了要求撤销ＩＣＳＩＤ仲裁庭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８日作出的“森普拉能源公司诉阿根廷案”（以下简称“森普拉能源公司案”）[1]裁决的申请（该申请案以下简称“森普拉能源公司撤销案”）。[2]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９日，ＩＣＳＩＤ撤销委员会撤销了“森普拉能源公司案”仲裁庭作出的阿根廷向森普拉能源公司赔偿１．２８亿美元的仲裁裁决。如果森普拉能源公司不再另行起诉，那么阿根廷将被永久性免除这一债务。

“森普拉能源公司撤销案”无疑将给各国投资者与阿根廷政府间因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经济危机引起的其他投资仲裁案件带来重大影响，因此，ＩＣＳＩＤ撤销委员会的上述决定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3]“森普拉能源公司撤销案”涉及双边投资协定中的自裁决条款、裁决执行的临时中止、对撤销程序当事方提出的证据可采性进行裁决的权力归属等问题，其中有关双边投资协定中的自裁决条款是这些问题中的核心问题。ＩＣ－ＳＩＤ撤销委员会之所以撤销“森普拉能源公司案”仲裁庭的裁决主要是因为该仲裁庭未适用准据法——《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而导致其超越权限，[4]而阿根廷主张《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是自裁决条款，尽管对于《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是否自裁决条款ＩＣＳＩＤ撤销委员会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因此，“森普拉能源公司撤销案”向我们提出了双边投资协定中自裁决条款的定性与适用问题。有鉴于此，笔者将通过探讨自裁决条款在国际投资条约法中的发展，结合“森普拉能源公司撤销案”分析自裁决条款的定性与适用，并就我国双边投资协定签订或修改中自裁决条款的选择与制订提出建议。

二、自裁决条款的发展：基于美式双边投资协定的考察

有学者认为，自裁决条款是指在情势要求采取该条款所设想的措施时，条约的缔约方是决定是否采取及采取何种措施的唯一法官，唯一的限制是仲裁庭可以用“善意”原则对争议措施进行裁定，从而解决争端。[5]这种观点得到了“森普拉能源公司案”仲裁庭的认可。“森普拉能源公司案”仲裁庭指出，如果《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是自裁决条款，那么对其进行善意评审就足够了。但是，由于该条款并不是自裁决条款，所以，需要对援引该条款而采取的措施进行实质审查。[6]

也有学者将自裁决条款称为不排除措施条款，意指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限制一国的责任，这一条款对确定一国政府对特殊情况进行回应的自由以及确定双边投资协定下投资保护的范围至关重要。[7]这里的特殊情况指阿根廷发生经济危机这类涉及国家安全或基本安全利益的情况。可见，自裁决条款与“国家安全”和“基本安全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自裁决条款与国家安全条款或基本安全利益条款往往相提并论。但是，笔者认为，并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因为国家安全条款未必就是自裁决条款，或者说具有自裁决性质。换言之，也存在不具有自裁决性质的国家安全条款。可以说，国家安全条款是就条款的内容而言的，而自裁决条款强调的则是条款的性质。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自裁决”也不同于“不可裁判”，后者是指争端不可提交仲裁或司法解决。[8]例如，对于国际法院的管辖权，美国曾提出所谓“康纳利保留”。[9]根据该项保留，如果“经美国确定认为主要属于美国国内管辖范围内事情上的争端”，[10]那么美国将不承认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即只承认美国国内法院的管辖权。如果一项争端是不可仲裁的，那么也就完全排除了仲裁机构的管辖权。而自裁决条款虽然限制了仲裁庭的权限，但没有完全否定仲裁机构的管辖权。只能说，自裁决条款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仲裁庭进行审查的权能，同时也为东道国政府保留了极大的政策空间。

纵观大量的双边投资协定以及包括投资条款内容的自由贸易协定可以发现，包含自裁决条款是国际投资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缔结的一系列双边投资协定。自２１世纪初以来，美国与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正在从片面强调投资自由化和投资者权利向强调东道国的国家安全和其他权利如劳动权和环境权转型。例如，根据“路易斯维尔煤气电力公司案”[11]仲裁庭的观点，美国在１９９２年批准其与俄罗斯联邦的双边投资协定后就开始考虑将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例外条款与“自裁决”联系起来。１９９５年美国与阿尔巴尼亚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及１９９８年美国与莫桑比克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都明确规定：“保护缔约方根本安全利益的措施在性质上是自裁决事项”。[12]不过，直到《２００４年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以下简称《２００４年范本》）出台，美国才开始在其与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广泛采用自裁决条款。我们可以从《２００４年范本》第１８条与《１９８３年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以下简称《１９８３年范本》）第１０条第１款的比较中发现这一点。例如，《２００４年范本》第１８条规定：“本协定不得解释为：（１）要求缔约方提供或允许获得其确定如披露将违背其根本安全利益的任何信息；或（２）阻止缔约方采取其认为对履行其有关维持或者恢复国际和平、安全或保护本国基本安全利益方面的义务所必要的措施”。然而，作为１９９１年《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来源的《１９８３年范本》第１０条第１款则规定：“本协定不应阻止任何缔约方为维护公共秩序，履行其在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或安全方面承担的义务，或保护其本国基本安全利益而在其管辖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

笔者认为，《１９８３年范本》第１０条第１款不是自裁决条款，因为其仅仅要求东道国采取的措施对于所述的目的是必要的。至于这种“必要性”，双边投资协定下的争端解决机构有权对东道国的措施是否符合必要性要求作出裁决，虽然至今的判例法并不统一。总之，《１９８３年范本》第１０条第１款承认双边投资协定下的争端解决机构有权对那些为国家安全目的所采取的争议措施进行评审。只有在这一前提之下，争端解决机构才有权对争端进行实质审查。这也解释了为加强美国的投资规制主权，《２００４年范本》改变了其中的国家安全条款措辞的原因。改变措辞的目的在于改变条款的性质，即将非自裁决性的国家安全条款修改为自裁决性的国家安全条款，反映了美国的真实意图。笔者认为，采用公认的文本分析方法，比较《１９８３年范本》第１０条第１款与《２００４年范本》第１８条的规定，即根据“其确定”和“其认为”的表述，可以认为《２００４年范本》第１８条具有自裁决性。

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美国正在逐渐对自裁决条款持肯定与支持的态度。自《２００４年范本》出台以后，美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都明确地表明缔约方自己作为其采取的有关措施的唯一法官的意图。例如，《美国—乌拉圭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８条拷贝了《２００４年范本》第１８条的内容：“本协定不得解释为：（１）要求缔约方提供或允许获得其确定如披露将违背其根本安全利益的任何信息；或（２）阻止缔约方采取其认为对履行其有关维持或者恢复国际和平、安全或保护本国基本安全利益方面的义务所必要的措施”。又如，《美国—卢旺达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８条同样拷贝了《２００４年范本》第１８条的规定。实际上，不仅美国与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而且美国与他国签订的含有投资条款内容的自由贸易协定也都含有此类自裁决条款。[13]例如，《美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第２３条第２款规定：“本条约不得解释为：（１）要求缔约方提供或允许访问其确定如披露将违背其根本安全利益的任何信息；或（２）阻止缔约方采取其认为对履行其有关维持或者恢复国际和平、安全或保护本国根本安全利益方面的义务所必要的措施”。

近年来，许多国家纷纷效仿美国调整双边投资协定的内容，不仅协定涉及的范围更广、规定更细，而且强调对东道国安全利益的保护。实际上，很多国际投资协定将是否存在国家安全威胁及如何应对这种威胁的决定权留给了缔约方，典型的阐述是“条约不应排除缔约方为保护其国家安全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措施”。[14]据统计，１２％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中包含具有自裁决性质的例外条款，并且大多数最近签订的包含投资条款内容的自由贸易协定也都包含此类例外条款，[15]甚至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可持续发展投资协定范本》也使用了与《２００４年范本》第１８条规定相似的措辞。[16]

自裁决条款所赋予的条约权利不仅为发达国家所重视，而且也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弱势群体国家应该掌握的权利，[17]而美国是对这一条款利用得最好的国家。研究国际投资法的许多学者都对现代国际投资协定在权利义务上的不平衡及相应的国际投资仲裁的不公平提出质疑，对国际投资协定对投资者片面保护和对东道国主权侵犯的有关规定提出了激烈的批评。[18]美式双边投资协定通过并入自裁决条款使条约权利义务趋于平衡的实践似乎可以看作是对这些质疑和批评的回应。究其实质，美国在双边投资协定中通过自裁决条款对国家安全的强调反应了其对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视和保护。

三、自裁决条款的定性和适用：基于“森普拉能源公司撤销案”的考察

（一）自裁决条款的定性

有学者认为，在“森普拉能源公司撤销案”中ＩＣＳＩＤ撤销委员会是基于《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是自裁决条款而撤销“森普拉能源公司案”仲裁庭裁决的，因此，ＩＣＳＩＤ撤销委员会是倾向于接受《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是自裁决条款的。[19]然而，笔者认为，在“森普拉能源公司撤销案”中，《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是否自裁决条款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更不用说对该条的解释和适用了，ＩＣＳＩＤ撤销委员会也不是根据《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是自裁决条款而撤销“森普拉能源公司案”仲裁庭裁决的，而主要是根据《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没有得到适用从而仲裁庭明显超越权限而撤销仲裁庭裁决的。当然，如果《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是自裁决条款，那么ＩＣＳＩＤ撤销委员会就不必绕那么大的弯子，而可以直接断定仲裁庭明显越权。

由于定性是一个实质问题，远远超出了ＩＣＳＩＤ撤销委员会的权能。因此，关于《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的性质，ＩＣＳＩＤ撤销委员会没有作出回答，其理由是：“本委员会对于仲裁庭对案情实质的推理不会表达任何观点”。[20]阿根廷曾提出许多依据（专家证词、官方声明及其他凭据）主张《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是自裁决条款，然而，ＩＣＳＩＤ撤销委员会认为这些依据明显针对案情实质的评审，不考虑这些依据。[21]倒是在“森普拉能源公司案”中，仲裁庭明确指出由于《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不是自裁决条款，因此，其可以对阿根廷应对经济危机采取的措施进行实质审查。不过，该仲裁庭并没有继续适用《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的规定对阿根廷采取的措施进行实质审查，而是适用联合国《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以下简称《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２５条[22]进行实质审查，认定阿根廷采取的措施不符合《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２５条关于必要性的累积要求，必须对投资者的损失进行赔偿。

实际上，不仅“森普拉能源公司案”仲裁庭认定《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不是自裁决条款，一系列涉及《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的阿根廷危机案的仲裁庭都拒绝承认《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是自裁决条款。[23]这些仲裁庭对阿根廷根据《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所采取的措施进行实质评审本身就否定了《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是自裁决条款。因为按照公认的说法，对于自裁决条款，仅进行善意评审就足够了。据此，笔者也认为，《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不是自裁决条款已成为ＩＣＳＩＤ仲裁庭遵循的判例法。也就是说，《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不是自裁决条款。

基于美式双边投资条约的发展以及ＩＣＳＩＤ的仲裁实践我们不难发现，自裁决条款的定性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自裁决条款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条款本身的措辞，缔约方可以通过明确的条约措辞来体现某一条款具有自裁决性质，反映自己的真实意图，以影响仲裁庭的评审标准；否则，有关条款就不能被定性为自裁决条款。

（二）自裁决条款的适用

ＩＣＳＩＤ撤销委员会没有解决《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是否自裁决条款的问题，也没有对自裁决条款与非自裁决条款的关系进行论证。实际上，正确区分自裁决条款与非自裁决条款，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自裁决条款的适用。笔者认为，自裁决条款与非自裁决条款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两者与仲裁庭的权能的关系上，而非与ＩＣＳＩＤ管辖权的关系上。在此，我们应当区别权能与管辖权。在“森普拉能源公司案”中，仲裁庭认为，该案属于ＩＣＳＩＤ的管辖权和仲裁庭的权能范围，也就是说，ＩＣＳＩＤ对争端具有事项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ＩＣＳＩＤ撤销委员会在其撤销决定中指出，不仅阿根廷在提出自己论点时使用了“根据习惯法的必要性”和“根据《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的排除”的措辞，[24]而且阿根廷在撤销ＩＣＳＩＤ管辖权的请求中也没有根据自裁决条款进行抗辩，[25]因此，可以推断，ＩＣＳＩＤ管辖权与自裁决条款没有关联。不同的措辞表明“权能”与“管辖权”具有不同的含义，“管辖权”指ＩＣＳＩＤ有权对“森普拉能源公司案”进行仲裁，而“权能”指仲裁庭对争议问题进行审理的权限。ＩＣＳＩＤ撤销委员会认可“森普拉能源公司案”仲裁庭关于“管辖权”和“权能”的裁决。[26]根据ＩＣＳＩＤ撤销委员会的推理，虽然阿根廷主张“森普拉能源公司案”仲裁庭由于未能援引准据法——《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而明显超越其权限，但仲裁庭一旦裁决《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不是自裁决条款后，就必须接着适用它，否则就是明显超越其权限。因此，不难发现阿根廷与ＩＣＳＩＤ撤销委员会认定“森普拉能源公司案”仲裁庭超越权限的理由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推断，如果《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不是自裁决条款，那么其当然既不能排除ＩＳＣＩＤ的管辖权，也不能限制仲裁庭的权能；如果其是自裁决条款，那么也不能回避ＩＣＳＩＤ的管辖权，但仲裁庭的权能却会受到限制，即仲裁庭只能对案情进行善意评审而非实质评审。关于自裁决条款，有学者认为，其并不能剥夺国际法院或法庭的管辖权，而只能影响国际法院或法庭对国家措施适用的评审标准。[27]这与笔者的观点不约而同。

如前所述，“森普拉能源公司案”仲裁庭由于否认《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是自裁决条款，因此其对案情的评审并不限于东道国所援引或采取的措施是否为善意。[28]换言之，如果《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是自裁决条款，那么只需要根据善意原则对案情进行评审。这一观点实际上也回答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专家组曾提出的疑问：如果将ＧＡＴＴ第２１条的解释完全保留给援引该条的缔约方，那么缔约方怎么能确保这个对ＧＡＴＴ所有义务的一般例外不被过度援引或者是为了非该条阐明的目的援引该条呢？如果缔约方授予ＧＡＴＴ专家组审查一个援引了ＧＡＴＴ第２１条的案件的任务，却没有授予其审查该援引是否正当的权力，那么它不是限制了受到不利影响的缔约方要求根据ＧＡＴＴ第２３条第２款进行调查的权利吗？[29]

目前，根据自裁决条款采取的措施要受善意评审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也认为，当国际投资协定缔约方援引国际投资协定中自裁决性质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限制外国投资时，该条款并不能完全排除缔约方的国际责任。善意要求给予了仲裁庭衡量措施合法性的尺度，使仲裁庭能区分正当的国家安全关切与构成伪装的保护主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还指出，基于善意评审，缔约方要证明自己根据国家安全例外条款采取的保护措施是正当的也许更为困难。[30]但是，事实也并非完全如此，如“吉布提诉法国案”[31]就涉及根据善意原则审查法国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正当的问题，国际法院的善意评审只表现为非常有限的审查，即只要求法国陈述采取相关措施的理由。尽管如此，国际法院的这一司法实践仍表明，即使是根据自裁决条款采取的措施，也不能免受司法审查。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尚无判例法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国际法院对根据自裁决条款采取的措施进行善意评审的做法无疑具有借鉴意义。然而，迄今为止，国际法院或法庭的“判例法”并不足以明确“善意”这一一般国际法原则评审的确切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可有可无或毫无意义。“因为撇开条约的明文规定，唯一从法律上限制国家自由裁量权的似乎就是善意原则。所采取的措施应当是合理的，必须不武断。”[32]善意评审的法理依据是非常明确的，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２６条规定的一般原则，缔约方必须善意履行其义务。

四、中国的缔约选择

目前，在双边投资协定中包含自裁决条款已成为国际投资法发展的重要趋势，一系列与阿根廷经济危机有关联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也表明了自裁决条款的意义所在。从客观上讲，自裁决条款对保护东道国利益及维护东道国主权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仅制订一项自裁决条款并不能完成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的全部任务，因为自裁决条款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可能得到援引的条款，要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还必须从具体的规则和原则着手。但是，无论如何，自裁决条款是掌握在东道国手中的一个“安全阀”，有了它，东道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就多了一重保护。在“森普拉能源公司撤销案”中，虽然《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是否自裁决条款的问题未得到明确，但其对ＩＣＳＩＤ撤销委员会撤销仲裁庭的裁决仍起了重要作用。如果《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１１条被明确认定为自裁决条款，那么阿根廷的国家利益无疑会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夏吟兰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 何俊萍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体例架构 权利平等 救济保护 利益平衡
内容提要: 大陆法系亲属法在民法典体系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并在逻辑结构上逐渐发展为以权利主体为本位，突出“人”的地位和尊严，将关于人和家庭的法律置于财产法之前。现代大陆法系的亲属法法律渊源多元化，传统的以父权为主导的家庭模式已经淡出历史舞台，国家公权力介入家庭自治范畴的力度增加。亲属法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明确规范家庭成员间的人身权利义务和财产权利义务，确保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的实现; 平衡家庭成员的利益，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 承认家务劳动，保护配偶经济弱势方的利益; 适用离婚救济制度，保障夫妻离婚弱势方的合法权益; 公权力适度地介入家庭暴力，保障家庭成员基本人权的实现。


大陆法系各国的民法典亲属编在法国民法典三编制和德国民法典五编制的基础上，200 多年来在体例结构及具体制度上均有重大的发展变化。对大陆法系亲属法的地位、特点及其发展趋势进行比较研究，对于中国民法法典化进程中确定婚姻家庭法的地位及其体系架构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由于受到前苏联民事立法的影响，曾长期将婚姻家庭法作为与民法并行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以《宪法》为基础，以《婚姻法》为核心，以《民法通则》、《收养法》、《婚姻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婚姻家庭法律体系，1986 年《民法通则》颁布以后，婚姻家庭法回归民法，作为民法典组成部分已经为学术界和立法部门所认同。江平教授在《制定民法典的几点宏观思考》一文中指出:“传统世界大陆法系民法典均包含亲属编，这是因为民法所调整的市民社会关系中包含两大类物质生活: 一类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产物质需求的经济关系，一类是人类为了使自身能得到种的延续的婚姻家庭关系，而且这两类均属于民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1]200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出台的民法典草案（注：巫昌祯教授带领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的团队起草了民法典草案中的《婚姻家庭编》与《继承编》。）以及不同学者团队出版的不同版本的民法典草案都将婚姻法作为独立篇章，但对婚姻法以及相关法律在民法典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体系架构甚至内容又有不同的安排和表述。（注：参见有关民法典草案的 3 个版本: 梁慧星: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3 年; 王利明: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 徐国栋: 《民法典草案的基本结构》，载《法学研究》，2000 年第 1 期。）在我国民法典体系中如何确定亲属法的地位，如何彰显亲属法的身份法特点，不至被淹没在商品经济的财产法规则中，保留其温情脉脉的人文主义色彩是婚姻法学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一、大陆法系民法典中亲属法的体例与架构得失
大陆法系民法典主要渊源于罗马法的《法学阶梯》与《学说汇纂体系》，并在近现代欧洲逐渐发展为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法学阶梯体系派和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潘得克吞体系派，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瑞士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等则兼具体例完整，逻辑严密，注重法律伦理，保护家庭关系的人法优先的特点。
( 一) 三编制体例中的亲属法地位
《法国民法典》是法国大革命精神的产物，也吸收了长期历史发展的成果，深受罗马法的影响。在总体结构上，《法国民法典》主要是以国法大全之《法学阶梯》人、物、诉讼三编制为基础，构建了人、财产以及所有权的各种变更、取得财产的各种方式三编制的体例。总则规定法律的公布、效力及适用范围。第 1 卷是“人”，共 12 编，包括民事权利的享有及丧失、身份证书、住所、结婚、离婚、父母子女、亲权、收养、监护、禁治产等方面的规定，实际是关于民事权利主体的规定。第 2 卷是“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限制”，有 4 章，包括财产分类、所有权、用益权、使用权、地役权等内容，实际是物权法。第 3 卷是“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有 20 编，主要是关于通过继承、赠与、契约、婚姻关系等方式取得财产权益的规定。
三编制的最大特点是以人法为首。《法国民法典》将亲属法的主要内容置于第 1 卷人法中，且构成了人法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彰显了立法者的人本主义精神以及对婚姻家庭关系主体性地位的重视与关怀。民法典的立法应当以“人“为中心，以确认、调整和保护“人”的权利为目的。200 年多年来，法国民法典不断地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对亲属法进行修订: 1965 年夫妻财产制度改革法、1966 年收养子女改革法、1970 年亲权改革法、1972 年亲子关系改革法、1975 年离婚改革法以及之后通过单行的法律对具体条文进行不断地修订，（注：例如: 《法国民法典》第 335 条: ( 1993 年 1 月 8 日第 93 －22 号法律) 认领非婚生子女，得以由户籍官员作成的文书，或者以其他经公证的任何文书，在该子女的出生证书上为之。文书应当包括第 62 条规定的各事项。( 1996 年 7 月 5 日第 96 －604 号法律) 文书还应写明认领非婚生子女的人知道非婚生亲子关系具有不可分割之性质。）全面摈弃了法国封建主义的婚姻家庭法传统，进一步提高妇女地位，保护儿童利益，保障离婚自由，并通过离婚的补偿性给付与离婚后救助，完成了法国亲属法以确认和保护家庭关系中的弱者权利为目的的现代化转型。
当然，三编制也有遭到诟病的软肋。为了体例上的一致性，三编制将夫妻财产关系置于第三卷“取得财产的各种方式”，这种架构的合理性在学者间是存在争议的。显然，把继承和赠与、契约和侵权行为、婚姻财产、抵押和时效等这些毫不相干的内容都放在“取得财产的不同方法”这一编之下是不够科学严谨的。夫妻财产法脱离婚姻制度，与亲属法的其他部分分开规定，割裂了夫妻关系的整体性，而在债法总则与分则之间插入夫妻财产契约与夫妻财产制导致连接不严密的结果，夫妻人身关系作为夫妻财产关系基础的逻辑性被破坏了。因此，在现代即使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的民法典也对这一结构进行了修正: 或者是在第一编中“人”和家庭并列，（注：如《意大利民法典》第 1 编是“人和家庭”，而不是单纯的“人”，14 章中有 10 章是“婚姻家庭关系”。）或者是在“人“编之后，单独设立家庭编，（注：如《加拿大魁北克新民法典》第 1 编是“人”，第 2 编是“家庭”。）这种体例既体现了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又将所有涉及婚姻家庭关系的规范包括夫妻财产制度均涵盖在此编之中，以构成逻辑之美，检索之便。
( 二) 五编制体例中的亲属法地位
《德国民法典》是潘得克吞学派在注释罗马法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接受了《学说汇纂》的结构安排，是潘得克吞学派极其深邃的、精确而抽象的理论的产物，将民法典分为五编制: 总则、债的关系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
五编制的最大特点是逻辑严密、抽象精确、体例完整。由抽象的概括的原则出发，逐步走向具体。首先规定总则，使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中具有共性的内容得以在总则中体现，然后将性质不同的民事关系分别独立成编，为此，它清楚地划分了物权和债权两个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两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同时，基于人身法律关系与财产法律关系处于相同位阶的考虑，将在法国民法典只能够处于异处的婚姻财产制度与纯粹的家庭法即亲属关系法分别从“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及“人法”的名义下剥离出来，而设置了与物权编、债权编相并立的亲属编。此外，兼有财产法与人身法性质的继承制度亦独立成编。[2]
1900 年《德国民法典》生效之后的 100 多年来，亲属法经过多次重大修订，主要有: 1957 年的《平权法》，1976年的《婚姻法和家庭法改革第一号法律》、1979 年的《重新规定父母照顾的法律》、1992 年的《修改成年人监护和保佐法的法律》、1998 年《统一未成年子女扶养权利的法律》、1998 年《重新规定结婚法的法律》、2001 年的《结束歧视同性共同生活的法律: 生活伴侣关系法》、2002 年《进一步改善子女权利的法律》、2008 年《子女最佳利益受到危害时简化家庭法院措施的法律》、2009 年《关于供养补偿的结构改革的法律》等。[3]通过不断的修改，德国亲属法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在家庭法中实现男女平等，加强了对子女权益的保护，彻底摈弃了父权、亲权等传统理念。为保护家庭关系中的弱者，规定了增益补偿制度、供养补偿制度等。为同性恋者设立了类似婚姻的生活伴侣法。总之，不断修订的德国民法典中的亲属法，体现了权利平等、反对歧视、注重救济和保护措施的现代人权理念。
尽管德国民法典抽丝剥茧，逻辑严密，但对其将亲属法置于物权法和债权法之后作为第 4 章仍然受到不断的质疑。对此，德国民法典起草委员之一温德夏德( Windsc-heid) 解释说: 所有的私法，要做的事情有两个对象，一是财产关系，二是家庭关系。因此，私法的主要划分是财产法与亲属法的划分。显然可以看出，这一分析把人法缩减成了亲属法，并把财产法置于亲属法之前。[4]法典的架构不是毫无意义可以随意摆放的，它体现了立法者的理念和宗旨，婚姻家庭关系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放在法律关系的客体物权和债权之后，自然会产生财产关系较之亲属关系更为重要的联想。如果把民法典概括为财产法与亲属法的话，就架构而言，应将亲属法置于财产法之前，首先应当确认人的身份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确认人与人之间对物的关系。
此后编纂的瑞士民法典和意大利民法典等国的民法典均在架构上基于法律伦理的考虑，认可了亲属法的特殊属性和地位，以权利主体为本位，突出“人”的地位和尊严，将关于人和家庭的法律置于财产法之前。《瑞士民法典》的 5 编是: 人法、亲属法、继承法、物权法和债务法( 债务关系法) ，《意大利民法典》的 6 编是: 人与家庭、继承、所有权、债、劳动、权利的保护。事实上，先“人”、家庭后物权而后债权的逻辑顺序，更符合民法典的内在逻辑要求。
二、现代大陆法系亲属法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 一) 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渊源多元化
传统的大陆法系将法典化的制定法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最重要的法律渊源，但时至今日法律渊源多元化已经成为发展趋势。调整家庭关系的法律是一个规范体系而不再局限于一部民法典中亲属编的规定。人权法、民法典亲属编、单行法规、联邦法院的判例和解释都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渊源。
欧洲大陆法系国家都承认婚姻家庭权利是基本人权，各国宪法、基本法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原则以及理念的发展变化是亲属法变革的立法基础和法律依据，而欧洲人权法则在所有缔约国已经转换为国内法，可以直接引用。保护婚姻和家庭原则、男女平等原则、不歧视原则、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已经内化为各国亲属法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此外，单行法规也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渊源，具有特殊性的法律关系或者需要通过单行法规解决的特殊问题都可以通过单行法解决。如德国 1976 年颁布的《婚姻法和家庭法改革第一号法律》设立了专门的家庭法院，对家庭事件进行管辖。2000 年颁布的《生活伴侣登记法》规定了同性恋可以通过登记结为生活伴侣，具有与婚姻类似的法律地位。而上一级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的判例也正在逐渐成为大陆法系家庭法的渊源之一。较高审级法院所作的判决，哪怕是孤立的判决，也总是让人感到敬畏。[5]在德国民法典的发展史上，法官通过判例法而对法的续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被理解成判例法的，是那些由法院在解释和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可作为日后裁判的基础的法律规则。[6]11 －13
( 二) 传统的以父权为主导的家庭模式已经淡出历史舞台
20 世纪以来，随着人权理念进入大陆法系各国宪法和亲属法，两性平等原则以及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成为各国亲属法的重要指导原则。传统的夫权、父权甚至亲权观念遭到清算，以父权为主导的家庭结构日趋瓦解，代之以平等伴侣型的家庭结构，家长制家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200 多年来大陆法系各国亲属法在民法典体系的各编中均属于变动最多，且不断持续修订的部分，在架构、体系、制度甚至是具体概念、用语上均作出了重大修改。比如在亲子关系中，从早期的父权至上到男女平等的父母亲权再到强调子女权利的父母照顾责任，各国亲属法不断地对亲子关系进行修改。德国民法典从 1979 年《重新规定父母照顾的法律》开始，最终以确认父母责任的“父母照顾”一词取代了传统的确认父母权力的“亲权”一词，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作为决定父母责任的首要考虑因素。此外，尊重儿童的自治、充分考虑并听取儿童的意愿、父母平等享有和共同行使父母责任，都成为亲子关系的主要内容。
( 三) 国家公权力介入家庭自治范畴的力度增加
在大陆法系的现代亲属法中，私法自治理念受到了社会国家或者说福利国家的挑战。“个人自由受制于连带地兼顾价值更高的利益的原则: 因为个人自由并不是孤立的，它只能在社会的共同体中受到保护。由这项原则出发，同时得出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作为权利主体，每一个市民理应能够尽可能地信赖他人和由他人建立起来的关系，并且以此为行动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民法典已经从古典的自由主义的私法，发展成为用自由主义的眼光来看具有社会性的私法，兼顾了社会国家原则。[6]11国家基于福利保护的理念，依法介入家庭自治的范畴，对家庭关系中的弱势者，依法给予必要之协助，以防卫其他家庭成员之不法侵害。[7]比如各国亲属法均在规定离婚自由的同时，加强了对弱势一方利益的保护，法国民法典规定了离婚的补偿性给付，德国民法典规定了离婚后的扶养，瑞士民法典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及抚慰金等等。（注：《法国民法典》第 270 条第 2 款: “配偶一方可能有义务向另一方配偶进行补偿性给付。补偿性给付的目的是仅可能补偿因婚姻关系中断而造成的双方各自生活条件上的差异。此项给付属于一次性给付，采用本金的形式，数额由法国确定。”参见罗结珍译: 《法国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6 月版。文中以下简称“法法典”。《德国民法典》第 1569 条规定: “配偶一方在离婚后不能自行维持生计的，仅依照下列规定对另一方有受扶养请求权。”参见陈卫佐译: 《德国民法典》( 第 3 版) ，法律出版社 2010 年 6 月版。文中以下简称“?苑ǖ洹薄！度鹗棵穹ǖ洹返 151 条规定: “因离婚，无过错的配偶一方在财产权或期待权方面遭受损害的，有过错的一方应支付合理的赔偿金。”参见殷生根、王燕译《瑞士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8 月版。文中以下简称“瑞法典”。）
对家庭暴力的国家公权力介入是亲属法私法公法化的重要标志。家庭暴力在传统法律和文化中均视为家庭隐私，遭受暴力的妻子和子女难以得到法律救济。1992 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通过的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明确地将性别暴力界定为针对妇女的、由于她是女性而实施的、或不合比例地影响到妇女的暴力。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以公约的形式禁止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其后，联合国通过一系列的国际公约和联合国文件明确了妇女问题是人权问题，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侵害妇女人权的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家庭隐私。制止家庭暴力是缔约国的国家责任。1994 年之后，120 多个国通过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等单行法规或修改亲属法的方式明确规定家庭暴力的概念及其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措施，履行其国家责任。本世纪初修订的《意大利民法典》亲属编在第 9 章中增加了“针对家庭暴力的保护命令”一节，通过民事保护令的方式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的升级。包括: 安排申请人离开造成其损害的配偶或共同生活者的家; 责令施暴者不得靠近受害人经常出入的地方，特别是工作的地方、其原来家庭的住所或者其亲属或朋友的住所、其孩子就读的学校等。（注：参见费安玲等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 2004 年 11 月版第 342 条。文中以下简称“意法典”。8）
三、大陆法系亲属法具体制度特点及其变革
大陆法系亲属法主要包括结婚制度、离婚制度、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制度。上世纪末以来，各国亲属法进行了最新一轮的修订，其修订后的婚姻家庭调整规范，既体现了婚姻家庭关系的多元化，关注家庭成员个体发展，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现代婚姻理念，也关注家庭整体的发展，注重平衡家庭的整体利益和家庭成员的个体利益，注重保护妇女、儿童等弱者的利益，强化国家公权力对婚姻家庭领域的介入与保护。
( 一) 结婚制度的特点及其变革
1、解除婚约需要承担违约的法律后果。各国的亲属立法对婚约涉及的人身关系不保护，但明确规定解除婚约仍然要承担违约引起的财产方面的后果。婚约解除后，因婚约而赠与的财物应当返还。德国规定，婚约不缔结的，订婚人任何一方可以依照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向另一方请求返还所赠送的礼物等( 德法典第 1301 条) 。瑞士规定，违约方不仅要承担损害赔偿，而且因违约造成无过错方人格上蒙受重大损害时，还应向无过错方支付一定金额的抚慰金( 瑞法典第 92 －93 条) 。因此，婚约在人身方面的约定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但因婚约解除引起的财产方面的后果受到法律规范。
2、在结婚条件方面兼顾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在结婚的实质条件方面，采取两方面的规定，一方面规定结婚行为人必须具备的条件，要求结婚行为人具有婚姻能力;另一方面明确规定了禁止性的条款。第一，要求结婚行为人具有婚姻能力。结婚须有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必须达到法定婚龄，未成年人结婚须征得父母同意。第二，禁止有一定血亲关系的人结婚。禁止直系血亲关系的人结婚，同时适用于养父母和养子女、继父母与继子女拟制血亲之间; 禁止直系姻亲结婚。禁止具有自然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之间结婚。禁止一定范围的旁系血亲结婚。第三，禁止有配偶者与人重婚。在结婚形式方面，各国都规定了结婚成立须经过一定的程序。德国结婚程序是必须由结婚人在户籍官员面前声明相互结婚的意愿; 须户籍官员宣告，对于结婚宣告，如果结婚人愿意，还可以允许一名或者两名证人在场。( 德法典第 1310 －1312 条) 。法国的结婚程序主要包括提交医疗检查证明、进行结婚公告、对拟结婚的异议以及举行结婚仪式、制作结婚证书。举行结婚时，先由户籍官员向拟结婚夫妻宣读法典相关规定，同时要求 2 －4 名证人在场( 法法典第 63 － 76 条) 。瑞士要求进行婚姻公告和举行仪式，对陈报不正当、婚约人一方无婚姻能力或有法定婚姻障碍的，应拒绝公告; 结婚仪式应公开举行，须有两位成年证婚人在场( 瑞法典第 107 条、116 条) 。因此，当事人结婚，必须在户籍官员面前公开举行仪式，并由户籍官宣告他们结合为合法夫妻，其婚姻才有效成立，而且法国还设有结婚公告程序。法国、德国对结婚的形式要件均采仪式制，并且要求为法律仪式。
在结婚制度中，各国法律一方面体现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赋予结婚当事人结婚自由的权利; 另一方面，通过规定具体的结婚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以及结婚形式，体现了大陆法系立法对结婚行为的强制性规范，保障婚姻身份关系成立的效力。
3、宣告婚姻无效时注重保护善意当事人和子女利益。德国、意大利和法国没有区分婚姻的无效和可撤销; 日本、瑞士和葡萄牙区分为婚姻的无效和可撤销两种。基于违反结婚的禁止性规定和违反当事人意思表示方面的不同，区分为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国家，一般将重婚、近亲婚等违反结婚禁止性规定的，确定为无效婚姻; 将胁迫、误解等违反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婚姻，界定为可撤销婚姻。在无效婚姻的法律效果上，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适用“不溯及既往”，原则上适用离婚的法律规定，注重保护善意当事人和子女的利益。对善意一方和受害一方的利益进行保护，对善意配偶推定婚姻有效，夫妻财产的分割、配偶请求损害赔偿、扶养费或慰抚金等权利，均适用与离婚有关的规定。对子女产生婚生效力。这就避免了无效婚姻具有的惩罚性后果对善意当事人的影响。
4、保护非婚同居者及其未成年子女利益。多数国家主动规范和调整未婚同居现象，尊重与保护同居者应享有的合法权益，规范处理同居期间的财产问题。法国颁布了《家庭伴侣法》调整非婚同居伴侣关系，非婚同居伴侣依据此伴侣法，可签订非婚同居契约。德国《生活伴侣登记法》规定了同性恋可以通过登记结为生活伴侣，具有与婚姻类似的法律地位，伴侣间的关系适用民法。其他国家对未婚同居者虽未法律明确保护，但在司法上认可未婚同居的法律效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保障同居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同居中的弱者的合法权益，对于在非婚同居期间对同居生活付出较大的劳务的，在同居关系终止时可享有经济补偿权。第二，保护同居者的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同居期间所生子女为合法子女，父母与子女具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 二) 夫妻人身关系的特点及其变革
夫妻人身关系方面主要包括: 夫妻姓氏权、同居义务、忠实义务、互相帮助义务、夫妻就业权、婚姻住所决定权、家庭事务管理权、日常家事代理权等。立法保障夫妻双方人格平等和家庭利益，在夫妻人格平等和家庭共同利益之间进行平衡，体现以下特点:
1、促进男女平等，保障夫妻人格独立。一些国家在法典中对男女平等明确予以规定。如葡萄牙和意大利规定了丈夫和妻子相互取得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德国在姓名权方面，夫妻可以确定共同的家族姓氏，也可各自使用自己在结婚时所用的姓氏( 德法典第 1355 条) 。夫妻平等地享有双方的婚姻居所权、家庭事务处理权、日常家事代理权以及就业权等。德、葡、瑞等国规定夫妻双方在婚后享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以保障夫妻的生存、就业权利的实现。
2、规定夫妻权利义务，平衡夫妻利益。各国法典中对同居义务、忠实义务、互相帮助义务的相关规定都体现了夫妻身份方面的利益。德国、瑞士和葡萄牙规定夫妻任何一方在选择职业时，必须考虑家庭生活和另一方的利益，对之做必要的照顾。这是对婚姻中个人就业自由的一个限制性条款。亲属法在关注家庭成员个体发展的同时，还应关注家庭作为整体的发展，注重平衡家庭的整体利益和家庭成员的个体利益。
3、承认家务劳动，保护夫妻弱势一方的权益。各国关于夫妻人身关系立法对婚姻中弱势一方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对家务劳动的承认等方面。如德国规定，家务料理被委托给一方的，该方因为不可能有职业收入，故其家务料理本身将被视为扶养家庭的“劳动”，并视为尽到了扶养家庭的义务( 德法典第 1360 条) 。瑞士规定，料理家务、照顾子女或协助对方从事职业或行业的夫妻一方，享有定期从对方获得合理数额的由其自由支配的财产的权利。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对于扶养家庭的贡献、或者对另一方事业或职业的贡献大于他应该做出的贡献或大于另一方扶养家庭的贡献的一方以及对于另一方的事业进行帮助的一方，均可要求对方支付自己合理补偿( 瑞法典第 164 条) 。
( 三) 夫妻财产制的特点及其变革
各国立法都规定了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两大类。约定财产制优先于法定财产制，体现了尊重夫妻对其财产制的意愿。无约定时，才按照夫妻法定财产制。
1、共同财产制与分别财产制的复合形态成为法定财产制的主流。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如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等国都将共同财产制与分别财产制的复合形态作为法定财产制。包括财产增加额共同制、所得参与制，延期共同制等。[8]这些复合形态的制度之间有些微的差别，但均兼采分别制和共同制的长处，突破了夫妻分别财产制财产归个人所有的局限，离婚时采用共同制的原则，平均分割夫妻婚后一方或双方增值的财产。以共同财产制与分别财产制的复合形态作为法定财产制是基于夫妻共同生活相互扶助的特点，以保护夫妻经济地位弱势的一方，保护从事家务劳动而无职业收入的配偶一方的利益。
2、以封闭式的约定财产制引导与规范夫妻的财产约定行为。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采用封闭式的约定财产制，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几种财产制度中以契约的方式进行选择，而不得任意约定。如德国、瑞士、意大利和葡萄牙。各国约定财产制的内容大致相同，但是在具体规则上有所区别。
德国规定，夫妻可以在分别财产制和共同财产制之间进行选择( 德法典第 1408 条、1414 条) 。对于约定的财产共同制，按照管理权主体划分为由一方管理的共同制和由双方共同管理的共同制( 德法典第 1422 条、第 1450 条) 。法国规定的约定财产制提供了三种选择模式: 约定的共同财产制指夫妻通过约定对法定共同制的某些规定作出变更，而对于未经夫妻约定变更的其他事项，仍适用法定共同财产制的规定。约定的分别财产制指夫妻双方的财产归双方各自所有。约定的净益共同财产制指夫妻婚后各自保留其婚前及婚后个人所得财产的所有权，并在财产制结束时，任何一方均可以分享另一方财产中经确认属于婚后取得之净财产价值的一半( 法法典第 1497 － 1581 条) 。瑞士规定，夫妻可以约定选择“夫妻共同财产制”或“分别财产制”; 对共同财产制规定“一般共同制”和“限定共同制”; 在“限定共同制”中又规定了“所得共同制”和“其他共同制”( 瑞法典第 181 －182 条、第 222 －223 条、第 223 －224 条) 。法律规定约定财产制的种类多样，使得夫妻在财产所有和管理方面，有较大的选择余地。意大利规定，夫妻不仅可以约定财产共同所有或分别所有，还可以约定设立家庭财产基金。家庭财产基金是指为了家庭的需要，夫妻双方或一方或第三人都可以以公证的方式或遗嘱的方式将特定的财产、不动产、应当进行登记的动产或证券设立为家庭财产基金。除非另有约定，家庭财产基金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夫妻双方( 意法典第 167 －171 条) 。
各国立法一方面尊重夫妻对财产权利的意思自治，允许夫妻约定财产制，另一方面提供约定选择的模式，规定法律后果，明确具体地规范了夫妻财产关系，让夫妻在法律规定的几种模式下选择。这些规定体现了法律规范的引导性和预期性，目的是明确夫妻的财产权利和义务，以保障夫妻经济弱势方的地位，适应由社会经济发展所引起日趋复杂的家庭财产关系。
( 四) 亲子关系的特点及其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