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人大常委会


枣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

　　（1996年4月25日枣庄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3年8月26日枣庄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枣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8年3月28日枣庄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枣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践和实际需要，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主任会议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组成。

　　第三条　主任会议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第四条　主任会议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行使职权。主任会议决定事项以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章　主任会议的召开

　　第五条　主任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持，主任也可以委托副主任召集并主持会议。

　　第六条　主任会议一般每月举行一次，工作需要时可随时召开。

　　第七条　主任会议须由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始得举行。

　　第八条　主任会议的议题、开会日期，由秘书长提出，由主任确定。

　　第九条　临时召集的会议，可以随时通知。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驻会委员、副秘书长可以列席会议，承办有关事项。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的其他负责人根据需要，也可以列席会议，并承办有关事项；必要时，可以邀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第十一条　主任会议通过的文件，由秘书长审核签发。

　　第十二条　召开主任会议时，常务委员会有关办事机构应安排专人负责作好会议记录，会后印发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由秘书长审核签发。

　　第十三条　主任会议决定的问题，经秘书长同意可以发布新闻。

　　第三章　主任会议的职责

　　第十四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十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十七条 听取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区（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议、决定和市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命令的初步审查意见，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十八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提出的对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和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主任会议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第十九条　在常务委员会闭会期间，主任会议可以听取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汇报。

　　第二十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补充任命专门委员会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的人选，由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和其他机构负责人的任免，由主任会议提名，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

　　第二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的人选，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提名，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第二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因为健康情况不能工作或者缺位的时候，主任会议应在副主任中提出代理主任的人选，由常务委员会会议推选。

　　第二十四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长、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主任会议从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副职领导人员中提出代理的人选，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

　　第二十五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主任会议审议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常务委员会任免、决定任免或者批准任免的事项，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二十六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

　　五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提出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第二十七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因为是现行犯必须逮捕，而又不能及时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会议可以先行许可，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下一次会议确认。

　　第二十八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补选省人民代表大会出缺代表的人选和提出罢免个别代表的议案。

　　第二十九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撤职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主任会议可以提出撤职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提出的撤职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由主任会议提议，经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由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撤职案在提请表决前，被提出撤职的人员有权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由主任会议决定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三十条　主任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的日期和列席人员，讨论拟定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

　　第三十一条　主任会议讨论拟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草案，通过常务委员会年度工作要点。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和年度执法检查计划，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向社会公布。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由主任会议组织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

　　执法检查结束后，执法检查组应当及时提出执法检查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对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处理执法检查报告和常务委员会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主任会议认为必要时，可以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由常务委员会组织跟踪检查；常务委员会也可以委托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组织跟踪检查。

　　第三十二条　主任会议讨论拟定常务委员会的各项决议、决定等草案。

　　第三十三条　主任会议讨论制定组织代表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执法检查、视察、调查等工作方案，听取有关汇报，决定是否提请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第三十四条　在常务委员会闭会期间，主任会议可以应急研究处理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个别问题，并提交下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确认。

　　第三十五条　主任会议指导、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并可以听取工作汇报。

　　第三十六条　主任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机关科（室、处）的设置和科（室、处）负责人的任免，决定机关工作人员的调配与奖惩。

　　第三十七条　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常务委员会授权处理的事项和应由主任会议处理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八条　主任会议决定的事项，按照分工负责的原则，由各主任会议成员、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的负责人负责落实；对落实的情况，分管的副主任或办事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及时向主任会议汇报。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规则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社区矫正对象之对象校正

江苏省司法警官学校 胡配军

200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从此，以社区矫正为代表的刑罚改革拉开了序幕，社区矫正正式进入我国刑罚执行领域，目前，我国已有江苏、上海等六省市先行启动试点工作。
社区矫正是一个“舶来”概念，它起源于西方，盛行于当代西方各国，且为联合国的一些规则、宣言所认同。我国在经过20世纪末长时间的理论关注后，考虑到国别政治、经济、文化及历史的差距，顾及我国当代犯罪率不断上涨、监狱收容数量、监禁改造之后果、社会改造资源效用的发挥，以及刑罚经济、趋向人道宽缓的未来走向，谨慎地确定了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为五种对象：（1）被判处管制刑罚的罪犯；（2）被宣告缓刑的罪犯；（3）被裁定假释的罪犯；（4）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5）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
社区矫正，社会上有人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判了刑不进监狱”。固然，社区矫正，就其场所来讲，不是在监狱，而是在社区，被判了刑的罪犯不是在监狱服监禁刑，而是在狱外服非监禁刑。但这种“不进监狱”、不服剥夺人身自由监禁刑的罪犯只是少数，这种非监禁刑罚措施是针对罪犯中符合一定条件的人施加的——不需要进监狱服刑或者不需要再留在监狱服监禁刑。因此，所谓社区矫正，其实是与监禁改造相并列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具体的讲，是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会上，在特定社区内，由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专门国家相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根据判决、裁定确定的期限，矫正罪犯的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促进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活动。我国当前试点社区矫正，是对人类刑罚文明成果的借鉴，是与世界刑罚发展走向的积极趋同。
“刑期于无刑”，这是人类刑罚运作目标的最高追求，对于一种具体的刑罚来讲，刑罚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虽然基于社会正义，刑罚中不可避免地含有报应性惩罚的内涵，但刑罚根据的功利需求促使刑罚不仅要通过惩罚限制或剥夺罪犯已有的犯罪能力与行为，而且要通过刑罚过程，努力达到彻底根除罪犯的犯罪能力与行为，促使罪犯终身不再犯罪，由此，刑罚中不能仅有惩罚，还要有改造，要“改造可改造之人”。社区矫正的首要目的应当在于改造符合条件的可改造之人。在这一问题上，对于符合条件的可改造之人的对象选定，笔者认为，前述五种对象的适用范围似有不妥，笔者不揣剪陋，试提出校正意见。
第一、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可以扩大。社区矫正的非监禁特征表明，社区矫正对罪犯的人身自由只能予以适度限制，不能实现剥夺，也无法剥夺。因此，它只能适用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不大、易于改造，且放在社会上服非监禁刑不致危害社会的罪犯。需要指出，在这些条件中，不是所有的条件都是必备条件，如罪行轻微是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但罪行较重或是严重者，具备后几项条件，也应当可以进行社区矫正，而后几项条件是必要条件，缺一不可。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的条件适用上，主要是基于罪行比较轻微、或是罪行虽然严重，但经过改造证明确有悔改、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要求。可以由此作出这样的理解，罪行轻重本身不构成实施社区矫正的必要条件，如果这一前提没有问题的话，在适用刑种的选定上，就不应当局限于管制与剥夺政治权利。罚金刑、没收财产刑，这两种刑罚与剥夺政治权利同属于刑法上的附加刑，在独立适用时，都是针对的轻微犯罪，虽然剥夺政治权利具有过程性、持续性，而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都是瞬间刑、一般带有一次性（当然也可以分期间执行）。但剥夺政治权利与罚金刑、没收财产刑所要惩罚的都是具有犯罪性质的行为，而承受这类处罚的犯罪行为人在遭受惩罚的同时，刑罚只是对他过去的犯罪行为进行的标定，这种标定本身不能消除其犯罪心理与行为，需要通过教育改造，转化他们扭曲的个体心理，矫正他们不良的个人行为。因此，笔者建议将罚金刑、没收财产刑纳入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范围。对于被单独处以附加刑的罪犯，其社区矫正的举措应当有所限制，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这类罪犯在社会上服刑，他们的人身是自由的，他们只对尊纪守法承担“接受监督”的义务，他们不能被强制组织参与社区务工。另外，一些过失犯罪，行为人自身的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轻、不可能再危害社会，将这类罪犯置于监狱服监禁刑，易造成行刑资源的浪费、改造过剩，不如将这类罪犯放在社会上进行社区矫正，能够实现刑罚的经济，节约行刑的成本。当然，这样做首先面临的是我国刑法的阻滞，对此，可以本着“轻轻重重”的刑罚思想，由专门机构对这类罪行的处罚进行内容的法律调整。
第二、暂予监外执行不应当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监外执行是我国行刑过程中的一项人道主义举措，它是对被判处有斯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因具有某种法定的情形而依法决定在监外执行刑罚的制度。它又包括罪犯尚未入监由法院依法批准的暂不收监——监外执行；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由监狱管理机关批准的监外执行。
在社区矫正的五种对象中，暂予监外执行被纳入其中,让人对它的合适性有些疑问。根据第214条、的第17条、第25条有关规定，暂予监外执行主要是针对三种情形：一是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二是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三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当这种情况下的罪犯暂予监外执行没有社会危险性时，且所判刑种符合法定要求，又不属于自伤自残情形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为什么要把监外执行罪犯作为社区矫正的对象？能够说得上的唯一理由只能是因为这时的罪犯不在监狱，而是走进了社会。但一般认为，这类罪犯走进社会，只具有形式意义，他们应当被视作在监狱服刑，他们的罪行可能比较严重，他们的悔改表现不一定就好，监外执行关没有强调对他们的悔改表现的要求。让他们走进社会，也是监狱的无可奈何。用社区矫正这种轻缓的刑罚执行方式来矫正他们的恶习，无法让人认同它的适当性。因为社区矫正虽然指向着非监禁刑罚对象，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所有的非监禁刑罚对象都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社区矫正不能含括非监禁刑。只有能够适用社区矫正、并且能够获得矫正成效的罪犯才可以被社区矫正。监外执行是一种暂时性变更刑罚执行方式的举措，从实际运用看，主要是保外就医，而其他两种情形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法律虚置，也就是说，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多数是因严重疾病而保外就医，这使得社区矫正在这部分人身上的作用是不方便的、有限的、暂时的，搞不好还会与监禁改造发生冲突，导致罪犯日后的无所适从。比较而言，社区矫正的重点应当在于矫正，而暂予监外执行目前迫切需要的是严格到位的管理。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笔者不认为他们可以成为社区矫正的对象，并不是说就可以放任他们，由于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是重刑犯，而确有悔改的表现尚未具有，因此，应当加强对他们的监管。对于他们的人身自由，尽管无法像在监狱那样完全剥夺，但也应当和社区矫正中限制被矫正人的人身自由有所区别，对他们的人身自由的限制在程度上应当有所加重。
第三、关于将“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纳入社区矫正对象易于引发的矛盾。被剥夺政治权利属于附加刑，可以单处或附加适用。单处时，适用的对象是罪行轻微的罪犯，附加适用时，涉及的罪行往往较重，或是刑法有明文规定必须剥夺政治权利的罪名。不论哪种情况，除非死刑，否则罪犯最终都要回到社会。由此产生的与社区矫正相联系的问题是这些服监禁刑的罪犯，刑满回到社会后，他们被剥夺的政治权利的期限正式开始起算，在这样一个监禁刑罚期限已满、刑罚尚未完全执行完毕的情况下，是否要对这部分刑释人员进行社区矫正？如果对他们进行社区矫正，则他们已经是刑满释放人员，他们的矫正改造期限已经到期，任何的矫正改造对他们而言，都已经不再是必须，那么凭什么要求接受社区矫正？又凭什么保证他们能够自觉接受与服从并参与社区矫正呢？假如不对他们实施社区矫正，他们又正好符合“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服刑”，他们已经结束的是监禁刑期，剥夺政治权利的非监禁刑期只是开始或没有结束。如此看来，对这种类型的罪犯是适用社区矫正或不适用社区矫正都难取舍。笔者觉得，本着“不是所有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都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认识，对刑满释放后开始剥夺政治权利刑期的罪犯，不必再进行社区矫正。刑满释放意味着刑罚改造的结束，不论是监禁刑罚改造还是非监禁刑罚改造，都应当视为结束。因此，这类罪犯不能被纳入社区矫正的对象。
第四、不是所有的缓刑犯都能适用社区矫正。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在我国，被判处缓刑的罪犯既可以是普通刑事犯罪，也可以是军人在战时，因犯罪被判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同时暂不执行。对于普通刑事犯罪被判处缓刑，应当适用社区矫正，但军人在战时被判处的缓刑，不适用也不可能适用社区矫正。所以提出这样一项校正意见是要确保刑罚执行活动的正确性、准确性，否则出现特殊的个案时，就难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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