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正义与法律的关系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一、正义的内涵
在中文里，正义即公平、公正、公道。人们在经验上，或者在直觉上，可能很容易体会到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特别是当一个人受到歧视性对待时，当人们为他讨回公道时，什么是公道、公平、正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我们虽然在感觉上，内心道德评价中能给自己所认为的正义观念下定义。但是很难说出大众普遍接受正义到底为何物，就象我们天天生活在时间中，却难以给时间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西方学者认为，正义意味着各得其所。这是一种平等的正义观。平等的正义观的思想最早来源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此提出了非常经典的一种看法：他在平等的意义上分析正义问题，认为正义就是平等的人应该配给相等的事物[1]。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平等，不是一种普遍的人人平等。比利时法学家佩雷尔曼也提出过一种平等的正义观。他强调形式上的平等，提出不管人们出于何种目的，在何种场合使用正义的概念，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平等。在受同一法律规范指导的一系列案件中坚持同样情况同样对待的正义原则，这是佩雷尔曼所主张的。他的这一思想在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形式上的平等，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官先入为主而形成的偏见，致使给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害。他的理论给司法者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法律和正义的关系
正义是法律的精神与理论依据。法律不能违背正义的精神，背离正义的法不配成为法律。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应符合正义的精神。正义作为法律的核心思想起着指导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作用。
法律是保障和实现正义的一种方式和工具。没有法律强制和威慑力，仅靠道德力量和人们自发的约束行为，维护正义之权威是不可能的。
（一） 正义观对法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正义是法律的精神。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但作为统治阶级，他们不能背离大众的，普遍的正义观念去制定法律。背离正义的法律，有法律之名，无法律之实。无正义之精神的法律，社会成员对之失去信心，无人尊敬它，服从它。没有正义的精神蕴含在其中，法律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古至今，正义观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从原始的正义观，发展到现代成熟的正义观，社会进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法律精神的发展。正义观的进化带动法律的进化。法律与正义观的矛盾是法律改革的契机。当社会正义观变化时人们就用一种崭新的主观思想来看待旧时的法律制度，发现诸多不合正义理念的因素，要求废止旧法，制定公正、合理的法律。这种要求推动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2．正义是衡量法律优劣的重要尺度和标准。
衡量法律优劣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法律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是评价法律优劣的重要标准。如果一项法律在社会多数人看来是不正义的，不论立法者认为它多么有用，都必然受到多数人的反对。因此，一项不正义的法律，虽然从实证主义的标准看，仍然是一项有效力，但却不配称为法律，也不可能真正发挥一般法律所具有的效果和作用。[2]
（二）法律对正义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律保障分配正义。
每个社会都存在大量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因而，要有一套体现大多数人的正义要求的原则来指导社会成员适当的分配资源、利益和负担，以保证资源的利用，利益的共享，负担的承担有序化，这套原则就是社会的分配正义。[3]法为了保障和实现分配正义，需要合理公正的对权利、义务进行分配。人们在分配利益的时候，都愿意拿更多的利益，为了抑制出现这种不公正的现象，法作为分配正义的保障工具而发挥其作用。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把正义原则制度化、法律化，把正义原则纳入到法律制度中，并以这一原则为指导分配权利、义务，体现同样情况同样对待，这一正义精神和法的核心思想。
2. 分配的正义没有实现的时候，矫正的正义发挥其作用。
矫正的正义指当分配的正义遭到破坏时，按照均等的原则予以重建或恢复。如果一个人侵犯另一个人的权利或财产，矫正的正义则要求侵害者赔偿受害者的损失，或对侵害者施与其行为相对称的刑罚。矫正的正义在法律上以第二性的权利、义务表现。当社会成员违反法律所确认的分配正义原则时，矫正的正义开始发挥其作用。法律保障和实现矫正正义，一般表现为法律中的惩罚犯罪或给受害者赔偿损失。法律通过这两种形式实现矫正正义，以弥补分配正义被侵犯所带来的不利后果。
法律与正义两者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以上所论述的只是对正义与法，法与正义的关系的简单理解。每个时代对正义的理解有所不同，因而，不同时代的立法者们对同一现象的理解也不同。正义与法律有着密切的关系。正义影响法律的制定，法律反映时代的正义观念。我们在立法过程当中应对正义与法律的这种关系给予重视，使法律更加适应当今的正义观念。
注释：
[1] [美] E•博登海默 著 邓正来 译 《法理-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第25页。
[2]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203页。
[3]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204页。
[4]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