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阜新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辽宁省阜新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阜新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阜政发[2008]42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中省直各单位：
《阜新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2008年10月21日阜新市第十四届人民政府第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
二○○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阜新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一、阜新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产生的新一届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及《辽宁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制定本规则。
二、市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履行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三、市政府工作的准则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
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
四、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执政为民，忠于职守，求真务实，勤勉廉洁。
五、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的工作。副市长（正市级调研员、副市级干部、市长助理，下同）协助市长工作。
六、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党组会议、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市政府专题会议。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须经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七、副市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并可代表市政府处理涉外事务。
八、秘书长在市长领导下，负责处理市政府的日常工作。
九、市长出国访问和在市外学习考察期间，由负责市政府常务工作的副市长主持市政府工作。
十、市政府各组成部门实行局长、主任负责制。
市政府各部门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市政府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职权范围内，制定规范性文件，发布行政措施。市审计局在市长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职能，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市政府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顾全大局，精诚团结，维护政令统一，切实贯彻落实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十一、市政府要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十二、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促进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十三、严格市场监管，推进公平准入，完善监管体系，规范市场执法，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十四、加强社会管理，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十五、强化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十六、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健全重大事项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十七、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及财政预算，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政策措施，社会管理重要事务，规范性文件等，由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和决定。
十八、市政府各部门提请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并经专家或研究、咨询机构等进行必要性、可行性和合法性论证；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当充分协商；涉及各县（区）的，应当事先听取意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必要时应举行听证会。
十九、市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专家学者、基层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二十、市政府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市政府的决定，及时反馈执行情况。市政府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第五章 坚持依法行政
二十一、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行政权力。
二十二、市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要严格遵守法定权限和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不得违法制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行政收费措施等行政权力，不得违法增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义务。制定作为行政管理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应当采取各种形式广泛听取意见。未经听取意见、合法性审查并经集体讨论决定的，不得发布施行。
二十三、市政府各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市政府的决定、命令，并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涉及两个及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由市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发布决定和命令，或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其中，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高的事项及重要涉外、涉港澳台事项，应当事先请示市政府；部门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发布前须经市政府批准。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依法及时报市政府备案，由市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并定期向市政府报告。
二十四、提请市政府讨论的规范性文件草案由市政府法制机构审查或组织起草，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解释工作由市政府法制机构承办。
二十五、严格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六章 推进政务公开
二十六、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
二十七、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市政府专题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市政府及各部门制定的政策，除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公布。
二十八、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群众广泛知晓的事项以及法律、法规和市政府规定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均应通过政府网站、阜新政报、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依法、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
第七章 健全监督制度
二十九、市政府要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认真负责地报告工作，接受询问和质询，依法备案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自觉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三十、市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接受司法机关实施的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
三十一、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健全政府层级监督制度。市政府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及时撤销或修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范性文件，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并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县（区）以下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三十二、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对新闻媒体报道和各方面反映的重大问题，市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
三十三、市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市政府领导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
三十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第八章 加强廉政建设
三十五、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从严治政。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负责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及失职、渎职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三十六、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规范公务接待，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相互宴请。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三十七、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廉洁从政，严格执行并带头遵守有关廉洁自律的规定，不得接受下级及下属的送礼和宴请，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第九章 会议制度
三十八、市政府实行市政府党组会议、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和市政府专题会议制度。
三十九、市政府党组会议由市政府党组成员组成，由市政府党组书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议题由市政府党组书记确定，提请会议审议的文件由市政府党组书记审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及市委的重要方针、政策和指示，讨论研究贯彻实施意见；
（二）推荐、提名、奖惩重要干部；
（三）开展党内民主生活；
（四）需要由市政府党组研究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市政府党组会议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特殊情况可临时召开。根据需要可请非中共党员副市长列席会议。
市政府党组会议纪要由市政府党组书记签发。
四十、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和市政府组成部门的局长、主任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议题由市政府办公室征求市政府领导同志意见后提出，经秘书长审核并报常务副市长核批后，由市长确定。提请会议审议的文件由市长审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及市委的重要工作部署，研究制定贯彻落实的措施；
（二）讨论经济形势，重要规范性文件草案和市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三）讨论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四）需要市政府全体会议讨论的其他重大事项。
市政府全体会议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特殊情况可临时召开。根据需要安排市政府副秘书长和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市政府全体会议纪要由市长签发。
四十一、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议题由分管副市长提出，并于会前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协调、审议，取得一致意见后，提交政府常务会议审定。市政府办公室负责议题的收集、汇总，经秘书长审核并报常务副市长核批后，由市长确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讨论决定报告省政府、市委的重要事项；
（二）讨论通过提请市人大或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重要报告；
（三）讨论通过由市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决定、命令和重要行政措施；
（四）讨论研究市政府全面工作和重大事项；研究决定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县（区）政府请示市政府的重要事项；
（五）讨论决定以市政府名义授予集体、个人荣誉称号和表彰决定；
（六）决定和部署市政府其他重要工作事项。
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如需要可临时召开。根据需要安排市政府副秘书长和有关部门、单位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由市长签发。
四十二、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或受市长委托的副市长主持召开，研究、处理市政府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市长办公会议不定期召开，会议议题由市长提出，提请会议审议的文件由主持召开会议的市政府领导审定，参加会议人员根据需要确定。
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由主持召开会议的市政府领导签发。
四十三、市政府专题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主持召开，也可委托副秘书长主持召开，研究、处理各自分工范围内的有关问题。市政府专题会议议题和提请会议审议的文件由主持召开会议的市政府领导确定。市政府专题会议不定期召开。根据需要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参加。
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由主持召开会议的市政府领导签发。
四十四、市政府党组会议、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会议议题确定后，提交会议审议的文件及相关文字材料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于会前送达与会人员。市政府专题会议的组织工作和汇报材料准备根据需要确定。
四十五、市政府领导同志如不能出席市政府党组会议、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或市长主持召开的专题会议，向市长请假；其他会议组成人员或会议列席人员请假，由市政府办公室汇总后向主持会议的市政府领导报告。
四十六、要严格控制会议数量、规模，严格会议审批。应由市政府各部门召开的全市性会议，不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召开，不邀请市政府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市政府批准。
第十章 公文审批
四十七、各县（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省、市政府的有关规定。除市政府领导同志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一般不得直接向市政府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请示性公文，部门间如有分歧意见，主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主动协商，达成一致；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
四十八、各县（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市政府办公室按照市政府领导同志分工呈批，并根据需要由市政府领导同志转请其他市政府领导同志核批，重大事项报市长审批。
四十九、市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命令、决定，向省政府报送的请示、报告，向市委报送的重要文件，向市人大或市人大常委员会提出的议案，经分管副市长审核后，由市长签发。
五十、以市政府名义发文，经市政府秘书长、分管副市长及有关副市长审核后，由市长签发。
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涉及市政府工作的，由秘书长或分管副市长签发，其中涉及其他副市长分管工作的，须经有关副市长签署意见，重要的由常务副市长或市长签发。
属部门职权范围内事务、应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的，不得要求市政府批转或市政府办公室转发。
第十一章 纪律和作风
五十一、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部署，严格遵守纪律，保证政令畅通，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
五十二、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市政府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做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市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市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个人发表涉及未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经市政府同意。
五十三、市政府各部门发布涉及政府重要工作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事项的信息，须经过严格审定，重大情况要及时向市政府报告。
五十四、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外事纪律，严禁泄漏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等，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五十五、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做学习的表率。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建设学习型机关。
五十六、市政府领导同志要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
五十七、市政府领导同志原则上不为部门和各县（区）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因特殊需要发贺信、贺电和题词，一般不公开发表。市政府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下基层考察调研的新闻报道和外事活动安排，按有关规定办理。
五十八、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副市长、秘书长出访、出差和休假，应事先报告市长。市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离市外出，应事先向分管副市长报告并向市政府办公室备案。
五十九、市政府直属特设机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适用本规则。
六十、受省政府工作部门和市政府双重领导的机构，参照执行本规则。
六十一、市政府办公室可依据本规则，制定或修订会议管理、公文送审、督促检查、重要事项报告和内事接待等实施办法。
六十二、本规则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交通肇事罪罪名及司法解释评析
陈龙
【摘 要】交通肇事罪作为一种常见多发的犯罪，极具社会危害性，但对于其罪名及司法解释的理解存在颇多争议，正确地理解该罪的犯罪构成及司法解释，对于我们认定及打击犯罪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基本构成 情节加重构成 结果加重构成 立法原意
自2000年11月15日，《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以来，关于该解释的争议不绝于耳，如何正确地理解刑法133条及其司法解释，对于维护法制统一，维护法制权威具有重大意义。
一、 交通肇事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新刑法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它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本罪状较为详细的表述了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及其客体，仅凭此，还难以准确理解该罪，依据该条文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其构成要件分为两个方面：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和加重犯罪的构成要件。
（一）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表现在本条文的前段，即：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体现的基本犯罪构成如下：
1．客体，本罪的客体表现为交通运输管理秩序及重大的公私财产安全，及人民的生命安全。这些与交通运输行为密切相关，统称为公共安全，此处无争议。
2．主体，为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从立法本意来看，为从事机动车辆交通运输的人员，有学者认为,本罪主体可扩大至非机动车辆，如自行车、人力三轮车、畜力车等[1]，其理由是这些进入公共道路上的非机动车辆的周围同样是众多的行人和车辆，且相当多的交通事故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非机动车辆有关。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本罪的立法原意是对违反交通法规的机动车辆驾驶员予以惩戒，而不是凡是危及安全的车辆皆由本罪调整，像 自行车、人力三轮车、畜力车等其本身的危险性，一是远远小于机动车辆，二是即使发生交通事故，仍可以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加以评价。完全没有必要硬拉入交通肇事罪加以处理，此种理解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实不足取。
3．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致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重大公私财产遭受损失，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行为人必须具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即规范违反性，应是本罪的前提条件，这里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主要是指保证公路、水上交通运输安全而制订的各种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海上交通安全法》、《内河交通运输安全管理条例》、《内河避撞条例》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新刑法规定了重大飞行事故罪和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故有关铁路及航空的法规不会成为本罪成立的前提条件，应予注意。
（2）违规的行为还需造成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至于具体的标准在本罪的罪状中未予明确，司法解释中有详细说明，在此不予赘述，有关问题下文逐步展开讨论。
（3）行为的违规性与事故的重大性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此点直接关联责任的承担，而责任的承担直接导致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直接相关因素，故在此有必要详加说明。2000年出台的司法解释将因果关系演绎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而此种认定与交通行政执法部门又具有重大关系，故应慎之又慎。现实中即有多起交警部门在认定责任时玩忽职守，致使冤枉无辜，轻罪重判、重罪轻判者不胜枚举，故有必要在加强技术训练的同时，严肃法纪，力求交警部门秉公执法，铁面无私。
（4）主观方面，虽然本罪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但主观上为过失是无任何意义的，否则立即会转化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虽然对于违规本身是故意，但对结果的发生仍然是一种过失，目前已达成基本共识。
以上分析了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构成，凡是符合以上四点，毫无疑问，应定为交通肇事罪，但是引起较大争议的，乃是笔者下文将要论述的加重犯罪构成。
交通肇事罪的加重犯罪构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中段体现为情节加重构成，末段体现为结果加重构成，反映在条文中，即“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它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1．情节加重构成，表现在符合基本的犯罪构成的基础上，符合本法规定的严重情节：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它特别恶劣情节的，反映在司法解释上，即客观方面起点上要求降低，致一人重伤为前提条件；法定刑升格，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主体的要求提高，具体见司法解释第二条。
在此需注意的是逃逸行为之界定，司法解释中明确解释，逃逸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但构成逃逸，还需符合以下条件：（1）至少重伤一人以上，如未达到此项要求，则丧失犯罪化之前提；（2）还需具备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几项内容。关于特别恶劣情节，司法解释亦明确规定，但数额之问题，下文还将展开，此处不予赘述。
2．结果加重构成，表现在符合基本犯罪构成的基础上，又发生刑法规定的加重结果，即因逃逸致人死亡，其法定刑为7——15年。在过失犯罪中，实属罕见，因而有学者认为，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定刑是否过高[2]，需要将此条文区别于其它条文的是对于伤者死亡结果的主观态度，如果说，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要求是过失的话，则逃逸致人死亡，所涉及的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至少应为间接故意，即对死亡结果持放任态度，因而有许多文章称，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定故意杀人罪[3]，笔者不同意此种观点，虽然说，逃逸致人死亡，此种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但要看刑法有无特别规定，如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但也无哪个人主张定故意杀人罪，诸如此类现象不胜枚举，此处分析其特殊性。
如前所述，如按情节加重构成，交通肇事致人重伤以上，才进行结果加重评价，显然无法解决下面这种情况：即交通肇事导致受害人轻伤，如骨折，就不符合基本犯罪构成，但由于天寒地冻，肇事者逃逸致受害人死亡，对于肇事者之行为如何评价，有文章指出，应单列“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罪”解决此类问题[4]，笔者亦不同意此种观点，逃逸致人死亡，作为一种结果加重构成要件，完全可以通过解释刑法条文解决此类问题，即逃逸致人死亡，将其基本构成要件在降低，即致人轻伤以上。此种观点肯定会招致诸多批判，但笔者强调先前行为之门槛，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即致人死亡，且其间不存在阻断因素，是由于肇事行为致死亡结果发生，此种行为完全符合犯罪的根本特征，用一个新罪名解决此类问题，实属多余。
二、 司法解释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自2000年11月15日，《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以来，有诸多学者对此解释中存在的优缺点展开讨论，有论者甚至质疑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权的范围[5]，笔者认为，该项司法解释对于认定交通肇事罪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否则仅凭刑法第133条，是很难定罪的，该项司法解释的内容主要是以下几点：
1．将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扩大为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和非交通运输的人员，此项规定与第五条第二款及第七条的规定相互应。
2．将基本犯罪构成、情节加重构成和结果加重构成的客观方面解释的较为清楚，主要散见于第二、三、四和第五条。
3．将以积极作为方式带离被害人，隐藏或遗弃致使其死亡或残疾定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
4．将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乘车人作为肇事者的共犯纳入交通肇事罪。
5．以场所为区别其它诸如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过失致人死亡罪。
6．给予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无法赔偿的数额，因地制宜，确立立案标准。
其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主体之扩大对于打击犯罪有无帮助； 2.与非交通运输人员成立共犯是否合理；3.不能赔偿之数额标准是否有违公平原则；4.法定刑升格是否有利于打击犯罪。
（一）.主体之扩大对于打击犯罪有无帮助
对于此点，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肯定说认为，将犯罪主体扩大为一般主体提高了该罪的适用性[6]，其理由是：在科技、交通日益发展的今天，交通事故的危害性于日剧增，目前，我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居世界第一位，每天死亡300多人[7]，应扩大主体加以打击，否定说认为，司法解释关于主体之扩大是否属于越权行为[8]，同时扩大的主体大多属于弱势群体，由他们来承受科技进步带来的不利，很明显是不公平定的，也与法律的民主精神背离。笔者较为同意否定说，但理由与其并不一致，首先，犯罪率的高低与认定为犯罪的行为密切相关，扩大犯罪主体自然提高了犯罪率，这是毫无疑问的；其次，更不能因为交通事故的数量增加，死亡的人数增多，就盲目扩大主体的范围，这是很荒谬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由很多种，而界定为犯罪加以惩戒，应该是最后的方式；再次，每一个肇事者虽然对于违规是故意的，但对于造成的危害结果是持过失态度的，而非交通运输人员更难与交通肇事的危害性搭上关系，纵然一个人随意过马路，而致使汽车急转弯而致他人伤害或死亡，也不应定为交通肇事罪，大不了为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作为非罪处理的。笔者不解，为什么要以另一种犯罪化去解决犯罪的问题呢？这是从根本上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故笔者认为，应将交通肇事罪的主体限于交通运输人员。
（二）与非交通运输人员成立共犯是否合理
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二款指出：“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该解释引起了广泛争议，有论者主张，交通肇事罪主观为过失，行为人与车辆所有人等构成过失共同犯罪，与刑法的基本理论不符[9]，持此观点的学者较为普遍，还有论者提出制订新的罪名“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罪”来解决诸如此类争议[10]，这也充分说明在此问题上理解的差异性，仔细分析，该条解释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1.前提条件，“交通肇事后”，交通肇事是其他主体构成本罪的前提条件之一，如不符合前文论述的基本犯罪的客观方面，自然无需进一步分析；2.结果条件，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如被害人得到救助或者虽未得到救助，但未死亡，就不适用本解释；3.因果关系条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是因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引起的，如缺乏原因条件，其他主体是无法构成交通肇事罪共犯的。
以上几点是对该解释最基本的理解，针对否定共犯的论者所提出的理由，笔者认为是不恰当的，司法解释没有明确指出“共犯”就是过失共同犯罪，而很多论者，先是对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长篇大论，后又对过失共同犯罪存在缺乏环境等条件进行剖析，然后指出本条解释存在的不足，这是极不科学的，张明揩教授曾经说过，法律不应该是被嘲弄的对象，而是被解释的对象，更是被信仰的对象。对于法律的解释，望文生义是大忌，仔细评析“共犯”一词，最后还是落脚于行为之上，交通肇事罪的主观要件为过失，这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已达成广泛共识，但就本解释而言，逃逸行为本身系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主观明显为故意，对于受害者之死亡结果所持的态度应为间接故意[11]，所以就指使肇事人逃亡的人来说，主观上为故意，客观上为指使行为人逃逸。有人以本文前述主体之扩大有无益处得出结论否定笔者现在所陈述的观点，在此笔者想澄清的是二者并不矛盾，反而有机的统一。正如贪污罪，主体为特殊主体，但仍然可以与其他主体构成共同犯罪。同理对于其他主体处罚作为共犯处理是合乎法律的“共犯”，在此处，立法者的原意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从搜集的资料来看，对解释的批评都将其认定为过失共同犯罪，反而在笔者看来，立法者绝无此意，此时肇事者与指使者的主观态度都是故意，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而不是过失更不构成所谓的共同过失犯罪，从立法及司法解释完全可以很清楚地理解该解释的涵义，认为“共犯”的称谓不妥是缺乏根据的，同时立法者设定的前提及因果关系条件完全限定了范围，是可以为司法操作带来便利的。
（三）“不能赔偿之数额”是否违反公平原则
司法解释第二条及第四条、第九条都涉及到数额问题，例如第二条“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以上”作为客观方面表现之一，有论者质疑有违公平[12]，认为，以事故造成重大财产损失达到重大事故标准可以认定本罪，这无可非议，但以无能力赔偿的数额作为定罪标准却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正如87年8月21日两高作出司法解释规定，3－6万元作为入罪起点，现在数额与过去相比有较大提高，但以前的司法解释对于无能力赔偿之数额仅作为量刑情节加以考虑，综合比较而言，2000年司法解释存在如下问题。
1．以无能力赔偿之数额作为入罪标准，有违公平原则。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该条司法解释却影射了古代赎刑的影子，其对于公平正义观念及民众对法律的信仰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其后果不堪设想，试想，同样肇事，却因个人经济实力的差距而出入罪，这就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也易于诱发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
2．以过失造成财产损失作为一项入罪标准，导致罪犯的“再社会化”变得更加困难。在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一章中，设定了故意毁坏财物罪，而过失毁坏财物罪在同样的数额下是不够成犯罪的，而这样考虑，也无非是因为其社会危害性本身并不严重，尚无处罚的必要。对本章中该罪而言，同样是过失毁坏财物，因为肇事本身是过失，对重大财产的损失也持过失之态度，但钱与命毕竟不可相提并论，过失毁坏财物与过失杀人是无法比较的，所以从刑法的谦抑性角度而言，对此类犯罪设定一个较高的入罪起点也是合理的。但“无能力赔偿之数额”作为定罪标准就难以昭示公平，虽然立法者原意是出于对法益缺损之弥补，以财产的特性为出发点，以该解释促使人们积极的加以弥补，然而真正无法筹钱的人也许宁愿选择入罪服刑，但其悔改之心，可想而知，带着一种对社会的敌视，被改造，其“再社会化”亦困难重重了，这不得不引起反思。故笔者主张，应删去“无能力赔偿数额”之条款，方能平息争议，彰显公平。
（四）法定刑升格是否有利于打击犯罪
2000年司法解释相对于87年司法解释而言，增加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有论者认为此种规定有太多的功利色彩，致使罪责刑不相适应[13]，其认为其量刑相对于类似的过失犯罪而言，量刑偏重，起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正如笔者在前面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逃逸致人死亡相比于基本犯罪中的犯罪构成而言，其社会危害性明显加重，因为其对受害者的死亡，已经由开始的过失转化为间接故意了，增加法定刑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此种变化。笔者虽然不主张定故意杀人罪，但其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又使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构成。所以笔者认为，法定刑上的梯度还是有利于打击犯罪的，最起码在禁止模仿上体现其特殊的社会功能。
参考文献
[1]瑜粉红.交通肇事罪疑难问题探讨[J].南都学坛[J]（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