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事局


关于印发《北京市人事局关于归集和公布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信用信息暂行办法》的通知

京人发〔2004〕104号

各区、县人事局，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
　　为推进我市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信用信息系统和人才服务行业信用体系的建立，规范人才市场秩序，优化人才市场发展环境，现将《北京市人事局关于归集和公布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信用信息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北京市人事局关于归集和公布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信用信息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推进本市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信用信息系统和人才服务行业信用体系的建立，规范人才市场秩序，根据《北京市行政机关归集和公布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实施方案》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人才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信用信息，是指本市人才市场管理部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对企业性质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进行专项行政许可、年度检验、表彰奖励以及对其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况所形成的信息。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人才中介服务业务的企业法人性质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
　　第四条 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由身份信息、提示信息、警示信息、良好信息以及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信用信息组成。
　　第五条 企业信用信息通过政府政务专网向政府各行政机关公布，实现政府各行政机关之间的信息互通与共享。
　　企业警示信息、良好信息通过首都之窗网站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 人才市场管理部门对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严重违法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提交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
　　第七条 下列信息记为企业身份信息：
　　（一）依法对人才中介服务机构进行专项行政许可的情况；
　　（二）依法对人才中介服务机构进行年度检验的结果。
　　前款规定的信息包括登记、变更、注销的内容。
　　第八条 下列信息记为企业提示信息：
　　（一）依法对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做出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等行政处罚的；
　　（二）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未通过年度检验的；
　　（三）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年度内被投诉、举报三次以上，经查证属实的。
　　第九条 下列信息记为企业警示信息：
　　（一）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因违法行为被给予吊销许可证行政处罚的；
　　（二）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因同一类违法行为受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三）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因违法涉嫌构成犯罪，移交公安或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
　　（四）未经许可从事人才中介服务活动的；
　　（五）人才中介服务机构超范围经营的；
　　（六）人才招聘洽谈会的主办单位因组织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人才中介服务机构违反人事政策、法规和有关规定，弄虚作假或非法牟利的。
　　第十条 下列信息记为企业良好信息：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受到市级以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行业协会表彰或授予荣誉称号的。
　　第十一条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董事、经理等人员的下列信息，记入提示信息系统：
　　（一）对本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严重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
　　（二）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经理，并对该机构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自该机构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的；
　　（三）对撤销行政许可证行政处罚负有主要责任的；
　　（四）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在申请行政许可或年检时提交虚假证明文件，隐瞒真实情况，虚报注册资本、场所、项目，弄虚作假或采取其它欺诈手段，骗取行政许可或通过年检的。
　　第十二条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董事、经理等人员的下列信息，记入警示信息系统：
　　（一）对吊销行政许可证行政处罚负有主要责任的；
　　（二）伪造、涂改、出租、出借人才中介服务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人才中介服务许可证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三）超范围经营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的个人或企业负责人；
　　（四）未经许可开展人才中介服务活动的个人或企业负责人；
　　（五）组织人才招聘活动不力，造成不良影响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主要负责人。
　　第十三条 企业信用信息记录期限按照下列规定设定：
　　（一）身份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记录期限至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终止为止；
　　（二）提示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记录期限为3年；
　　（三）警示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记录期限为3年；
　　（四）良好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记录期限为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受到表彰或荣誉称号的有效期限。
　　前款规定的记录期限届满后，系统自动解除记录并转为永久保存信息。
　　第十四条 市人事局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及时汇总所掌握的企业信用信息，并于每月10日（法定节假日顺延）前通过政务专网，将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导入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同时将警示信息的有关书面材料移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五条 区县人事局人才市场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信用信息的收集，并于每季度末通过电子邮件、软盘等形式向市人事局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报送。
　　第十六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政府网站登录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查询已公布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的相关信息，并可以通过企业身份电子认证系统查询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的身份信息。
　　第十七条 人才市场管理部门在日常监督管理、行政许可以及年度检验和表彰评优等工作中，应当按照授权查阅企业信用信息的记录，作为依法管理的依据或者参考。
　　第十八条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认为所公布的本机构信息与事实不符，申请变更或撤销信息的，市人事局人才市场管理部门及时受理并处理。
　　对信息确有错误以及被决定或裁决撤销记录的，市人事局人才市场管理部门应及时变更或者解除该记录；因信息错误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人才市场管理部门应当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并做出相应处理。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二○○五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么以刑为主的法律文化及相应的思维模式就实在是不合时宜的


　　近些年来,随着新闻媒体对“虐童案”、“欠薪案”、“酒驾案”、“四超(驾车严重超速、超载、超限、超员)”案等案件的频频报道,越来越多的人似乎趋向于认定:第一,这些案子以及所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影响也非常恶劣；第二,为了应对相关案件当前似乎爆发频度越来越大的局面,有必要予以重罚,也就是将相关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简言之,现在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当将“虐童入罪”、“欠薪入罪”、“酒驾入罪”(这已经部分的是事实,即“醉驾入刑”)、“四超入罪”或其他任何一种引起舆论广泛谴责的行为入罪。

　　必须承认,作为一名幼儿的父亲,我对虐童行为的深恶痛绝、强烈愤慨的程度至少不会比绝大部分人低；同样地,作为一名出身农村的异地工作者,我也肯定属于最能体会被欠薪民工的那种失望乃至绝望的人中的一员；作为一名有几年驾龄的司机,我也颇能了解酒驾、“四超”等行为对公共安全所可能造成的巨大伤害……换言之,我并不否认被舆论热议的这些行为所具有之危害性以及当谴责性,但我还是要说:此类行为不应、至少不应甚至也不必动辄纳入刑法调整范畴。

　　首先,刑罚是一国公权体系中最为严苛的处罚措施,这意味着任何一次刑罚的实施,都可能对当事人造成巨大的伤害。同时,当然也就意味着在每一次刑罚施加之前都必须审慎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以此种刑罚处罚行为人的相关行为对行为人而言是否公平?另外,由于刑罚也可以说是唯一一种把累犯作为法定从重处罚理由的处罚措施,这意味着每一次刑罚的施加都意味着对当事人而言几乎是“一辈子的耻辱”。仅此而言,刑法就内在地需要保持足够的谦抑、克制,而不宜四处出击地介入社会生活。

　　其次,当下中国正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所谓“转型”意味着旧的社会规范体系慢慢崩塌而新的社会规范体系尚未完全建成。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有些问题可能会频繁地出现,这些问题很容易给人一种已经“无法承受”之感。可能也正因如此,人们才期望对相关问题作“重典”式治理。可以肯定,如果将相关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那么至少在短期内确实可以起到迅速规范相关领域的效果——这可以从醉驾入刑之后醉驾案大大减少这一现象得到明证。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一个转型社会中,如何应对一个或一些具体问题其实不仅仅涉及到对相关具体问题的处置,更重要的或许在于:它还将引领该转型社会的社会控制机制之走向。可以肯定,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控制机制应当是回应型而不应是压制型的,因为唯有前者才能保持一个社会更大的活力,也才符合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大趋势。换言之,如果今天我们面对虐童、酒驾或其他什么行为,为了短期的“速效”而辄以刑法规制,那么,转型后的社会控制机制将必定更多地带有压制性色彩。我相信,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也不应该是我们国家、社会追求的目标。

　　最后,单纯从立法技术角度讲,将特定行为入刑可能也是不必要的、甚至可能导致整个刑法体系逻辑一致性的降低。以虐童为例,如果专门设置一个“虐童罪”,那么,定罪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当相关行为可能转化为故意伤害、甚至故意杀人时,应当如何认定?也就是说,“虐童罪”的增设可能会扰乱当前刑法中关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或一般虐待之间的界限。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新增设“虐童罪”,则很可能会带来立法以及法律实施过程中不必要的混乱。

　　而事实上,按照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对虐童行为的应对、处置措施其实本就已经较为全面了:当虐童行为情节不甚恶劣时,幼儿园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内部处罚措施可予以调整；当虐童行为情节比较严重时,则可以由公安机关进行行政治安处罚；当虐童行为造成严重伤害时,径直处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就行了。换言之,我之所以反对虐童入罪,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可以放任这种恶行,而仅仅是说其实既有的立法体系已经可以很好地、按相关后果的不同作出相对应等级的处置。既如此,有何必要专门发明出“虐童罪”或其他什么罪?同样地,诸如醉驾、“四超”、欠薪或其他什么被舆论期望入刑的行为几乎都可以作如是观。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本就具有刑与法不分、刑与法互用、以刑为主的传统,所谓“法即刑”、“法吏即刑吏”是也。这种法律文化的特点之一是,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打击,因此即便是民事案件也往往采取刑法化的处置模式；相对应地,人们总是不惯于像西方法治国家中的公民那样把法律当作维续、救济自身利益的一种机制。因此不难想见,在尚没有完成社会转型的当下中国,存在各种关于“××入刑”的呼吁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与此同时,也正因为我们这种独特的传统,才使得我们有特别的必要对这种吁求保持警惕,因为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么,这种以刑为主的法律文化及相应的思维模式就实在是不合时宜的。或至少,当我们呼吁将某种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畴时应该更为审慎地考虑、考察如下几个方面:如果把它入刑,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吗?如果把它入刑,是否对相关行为人不公平?如果把它入刑,是否会造成立法体系的混乱以及法律实施的困难?如果把它入刑,是否与当前的法治精神相悖?如果把它入刑,是否有利于当下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一种健康、积极的法律文化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