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六桶菜油是否被告履行第二份兑换合同的菜油？

骆玉生


一、案情
原告向婵娟系从事粮油零售业务的个体工商户。被告师典有系从事油菜籽收购、榨油及兑换业务的个体工商户。2000年5月某日，原告在被告处兑换菜油7907斤，可以随时提取。当时，原告为方便在被告处兑换菜油的农户，应被告要求，开始代被告向这些农户兑付菜油。2001年5月23日，原告再次在被告处兑换菜油1944斤，亦可以随时提取。2002年3月20日、5月12日、9月24日，被告四次分别运送菜油760斤、345斤、360.5斤、694斤，共计2159.5斤给原告。被告未将这些菜油在原告持有的第二份取油卡上作兑付记录，仅在自己保存的该份取油卡存根上作了付油记载。2002年9月24日，原告第一份取油卡上的菜油提取完毕。此时，原告第二份取油卡上结存菜油458.2斤。2003年6月某日，原告将其代被告向农户兑付的菜油累计为2402.1斤。被告即按原告累计的数额出具欠条，收回原告代为兑付菜油的农户取油卡。不久，原、被告为原告未提取菜油的数额产生争议。2003年7月11日，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原告自认代被告向农户兑付的菜油重复计算了309.8斤。
原告诉称：我首次在被告处兑换的7907斤菜油，于2002年9月24日提取完毕。我的该份取油卡按商业习惯已退还被告。我第二次在被告处兑换的菜油，还有458.2斤没有提取。另外，我共计代被告向农户兑付了菜油2402.1斤，被告向我出具了欠条。被告所辩称的2002年3月20日、5月12日、9月20日运往我处的菜油，系兑付我第一份取油卡上的菜油，并非兑付我第二份取油卡上的菜油。现要求被告立即兑付我第二份取油卡上结存的458.2斤菜油，和代被告向农户兑付的2402.1斤菜油，共计2860.3斤菜油。
被告辩称： 2002年3月20日、5月12日、9月24日，我分四趟向原告分别运送菜油760斤、345斤、360.5斤、694斤，共计2159.5斤。因此前原告的第二份取油卡上仅结存菜油458.2斤，无法销账。故我在向原告兑付上述菜油时，仅在我保存的原告第二份取油卡存根上作了付油记录，未在原告持有的第二份取油卡上作兑付记载，而由原告自行在自己的经营账簿上作了记载。这些菜油系我兑付原告第二份取油卡的菜油，并非兑付原告第一份取油卡的菜油。原告第一份取油卡上的菜油已于2001年7月全部兑付完毕。我无必要，也没有收回原告的该份取油卡。我所出具欠条的数额，系原告自行累计的菜油数额。该数额并非结算数额。其中，原告重复计算了497.4斤菜油。原告实际代我向农户兑付菜油1904.7斤。此后，原告也承认其中重复计算了309.8斤。我用未在原告第二份取油卡上记载的2159.5斤菜油，充抵欠条上的债务后，现仅欠原告菜油203.4斤，同意及时给付。法院应驳回原告其余的诉讼请求。
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1、2002年间被告三日四趟兑付原告的2159.5斤菜油，是否被告履行第二份兑换合同的菜油？2、原告第一份取油卡上的菜油，是否于2001年7月提取完毕？ 3、原告代被告向农户兑付的菜油数额重复计算了多少斤？

二、审判
法院审理后，于2003年 月 日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师典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向婵娟兑付2001年5月23日在被告处兑换结存的菜油458.2斤，及原告向婵娟代被告师典有向农户兑付的菜油2092.3斤，合计2550.5斤（1275.25千克）。
(二)、驳回原告向婵娟其余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353元，实际诉讼费用257元，合计人民币610元，原告向婵娟负担66.1元，被告师典有负担543.9元。
宣判后，原、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均未上诉。
法院认为：原告用油菜籽在被告处兑换菜油，双方系兑换合同关系。原告同意代被告兑付农户所兑换的菜油，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双方均应全面真实地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被告举出证据试图证明2002年三日四趟向原告运送六桶菜油2159.5斤。因原告对该部分证据予以认可，法院对该节事实予以认定。但原告持有的第二份取油卡未对这2159.5斤菜油作相关记载，故不能证明这些菜油系被告履行其与原告的第二份兑换合同。而原告将其代被告兑付的菜油累计数额后，被告即出具欠条，是被告对欠原告向农户代付菜油的认可。所以，也不能认定这些菜油是被告此前履行其与原告间的委托合同。因原、被告间有两份兑换合同、一份委托合同存在同时履行的可能，故被告负有证明所送的六桶菜油是履行第二份合同的责任。现被告未能证明这些菜油是履行第二份兑换合同，故对被告所称该批次菜油系兑付原告第二份取油卡上菜油的辩称，法院不予采信。被告辩称2002年间三日四趟向原告兑付菜油时，原告第二份取油卡上仅结存458.2斤菜油而无法销账，但其在自己保管的原告第二份取油卡存根上记载后，注明“支过”。故法院对该辩称也不予采信。被告又称原告第一份取油卡上的菜油已于2001年7月全部付清，未举证据证明，法院对该辩称亦不予采信。被告再称原告重复计算了代向农户兑付的菜油497.4斤，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该主张，而原告诉讼中仅认可重复计算309.8斤，认为其实际代被告向农户兑付菜油2092.3斤，故原告代被告兑付菜油的数额，可按2092.3斤计算。原告诉称第一份取油卡上的菜油提取完毕后，该份取油卡按商业习惯已退还被告，与农户在原告处兑取菜油完毕后将取油卡退还原告，及被告出具菜油欠条后由原告转交被告的情形吻合，法院对该诉称予以采信。原告诉称第一份取油卡上的菜油于2002年9月24日提取完毕，因2002年间被告所兑付的2159.5斤未在原告第二份取油卡上记载，且有被告举证的当日送油事实予以佐证。故法院对该诉称亦予以采信。原告请求中的合法部分，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一条之规定，作出上述判决。

三、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如下法律问题：在证据法上，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是怎么样的？在本案中如何运用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在实体法上，债可以因清偿和充抵而消灭，那么数宗债务清偿的原则是什么?
（一）、证明责任的内涵及其分配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中称证明责任为举证责任。其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当事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在理论上，证明责任的内涵主要包括：1、提供证据的责任。它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否则，即存在诉讼主张不被法院支持的风险。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指提供证据的责任。在本案中，原告提供第二份取油卡和被告出具的菜油欠条，被告提供2002年间所兑付的2159.5斤菜油是履行第二份兑换合同的证据，和原告第一份取油卡上的菜油于2001年7月提取完毕的证据，以及原告重复计算向农户兑付菜油的证据，是双方证明所主张的事实真实和说服法官接受诉讼主张所必需的。即若原告不提供第二份取油卡和被告出具的菜油欠条，无法证明被告欠其2860.3斤菜油。被告若不提供2002年间所兑付的2159.5斤菜油是履行第二份兑换合同的证据，和原告第一份取油卡上的菜油于2001年7月提取完毕的证据，以及原告重复计算向农户兑付菜油的证据，也难以证明这2159.5斤菜油是其履行第二份兑换合同，以及原告重复计算了向农户兑付的菜油。
2、说服责任。即证明主体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说服法官对己方主张的事实形成确信的心证责任。例如，原告向法庭出示了第二份取油卡和被告出具的菜油欠条后，并非已经完成证明责任，他还需针对该两份书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即与所主张的债权的同一性等问题向法庭进行说明。证据具有客观性，这种客观的证据只有在影响了法官的主观判断之后，才产生诉讼法上的意义。
3、不利后果的负担责任。这是一种风险责任，即证明主体对其所主张的事实不能提供足以说服法官的证据，将承担败诉或其他不利后果的责任。因此，可以说提供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的承担是不利后果负担是否发生的前提。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不提供证据，或者不能在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等问题上说服法官形成确信的心证，将必然存在不利于己的裁判后果。对这种不利后果的承担是证明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案件的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至关重要。本案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在于：1、2002年间被告三日四趟兑付原告的2159.5斤菜油，是否被告履行第二份兑换合同的菜油？2、原告第一份取油卡上的菜油，是否于2001年7月提取完毕？ 3、原告代被告向农户兑付的菜油数额重复计算了多少斤？
《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据此，笔者对本案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本案中，主张2002年三日四趟运送2159.5斤菜油系被告履行第二份兑换合同的证明责任，和原告第一份取油卡上的菜油于2001年7月提取完毕的证明责任，原告重复计算代被告向农户兑付菜油的证明责任，应有被告承担。如果把这些应由被告承担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那么，原告已提供了第二份取油卡，而该取油卡上并没有兑付这2159.5斤菜油的记录。即便原告提供了被告所称的原告作了记载的经营账簿，也不能认定这2159.5斤菜油是被告履行第二份兑换合同的。除非经营账簿上注明了这些菜油“系兑付第二份取油卡上的菜油”字样。原告也无法证明自己重复计算菜油的斤数，除非自己自认。因为原告认为没有算错或者算错的数额小于被告认为的数额，被告是不会认同的。而算错的数额大于被告认为的数额，原告自己又是吃亏的。原告现在更无法证明第一份取油卡上的菜油于2001年7月提取完毕，因为如前面“法院认为”部分所述，原告已按商业习惯将第一份取油卡退还被告。相反，被告本身有原告第一份取油卡的存根，作为经营者，他有谨慎保管经营凭证的义务。而他未尽提供原告第一份取油卡的举证义务，承担败诉责任应当是必然的。
（二）、数宗债务的清偿和抵充
在民事实体法上，对于有数宗债务的清偿和指定抵充，大陆法系国家（地区）的民法典均有详尽的规定，这也是我国民法所欠缺的。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负有数宗债务的债务人，于清偿时有权指定其欲清偿的债务”；该法第1255条、1256条分别对负有数宗债务的债务人指定清偿的限制，债权人受领证书未证明其所受领的给付充作何宗债务和清偿时如何确定债务人为何宗债务清偿问题进行了规定，即所谓“法定充抵”。《德国民法典》第366条，《日本民法典》第488条、489条、490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22条均有类似规定。本案中，原、被告间存在两份兑换合同和一份口头委托合同。这3份合同的履行时间有相同的部分。这3份合同存在同时履行的可能。原告在取得被告发给的两份取油卡和代被告向农户兑付菜油后，被告即对原告负有3宗债务。被告在每次兑付菜油时，在哪份取油卡上做了记载，或者注明了系履行某份合同，就应视为履行哪份合同。2002年三日四趟运送2159.5斤菜油时，被告只是在原告第二份取油卡存根上做了付油记载，没有在原告持有的第二份取油卡作上作相应的兑付记录，双方记载不一致。因被告系合同履行义务人，应以相应权利人的记载为准。而不能以履行义务人的自己记载为依据。因为义务人的这些记载没有得到权利人的认可。从而说明这些菜油不是履行第二份合同的菜油。
相反，如果被告举出了这2159.5斤菜油是兑付第二份取油卡的证据，并被法官采信、认定。那么，这部分菜油扣除原告第二份取油卡上结存的458.2斤菜油，尚余1701.3斤菜油。经过原告同意，可以充抵一部分被告履行委托合同中所欠原告代向农户兑付的菜油。

2004年3月27日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有关具体问题的思考（四）

四川成都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自2003年9月5日生效施行。司法解释公布后，本人在部分部门、法律网站上发表了《关于[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的思考》专著后，不少咨询者通过电话、邮件、论坛发贴的等方式，对该司法解释的执行以及有关问题向本人提出了诸多问题，现将这些问题分类归纳，并将本人的多次解答、回复整理分次列出如下，以提供访问者、咨询者参考：

　　33、具有干部身份编身制的大学生因就业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还是人事争议 ？
　　从就业角度上讲，确定劳动争议与人事争议取决于劳动者的“身份”，即你是工人？还是干部？
　　1、一般讲，身份为工人，准确讲你就业在企业，不论你从事经营、管理、文秘还是工人，与就业单位签订的是《劳动合同》，你与用工单位发生的劳动合同争议就是劳动争议。
　　2、你在国家机关或国家事业单位就业，签订的聘用合同，如干部、教师、科研技术人员、文秘、行政管理的人员，凡发生你与单位因聘用合同的争议均属于人事争议。
　　3、前两点是指一般情形，也就是大多数职工、人员的正常劳动关系或人事关系。
　　但特殊情形下也有不同，如国营企业中的具有国家干部正式编制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如果与企业签订的是劳动合同，双方仍形成劳动关系，发生争议仍属于劳动争议；如果签订的是干部聘用合同，经当地人事部门批准的，属于人事争议。
　　对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中的工人，不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发生争议的，均属于劳动争议；具有干部编制即使从事工人岗位工作的，仍属于人事争议。道理十分简单，他属于人事部门管理，而不属于劳动部门管理。


　　34、国家事业单位“合同制干部”身份的人员因待遇问题与单位发生争议属于那类争议 ？
　　对于事业单位“合同制干部”这一问题，人事部规章没有直接、间接的规定与说明。在人事制度改革中实质是“聘用干部”，它是改革中的产物，且是地方人事部门在80年代末，小范围，人数较少，在特定行业内的试行，结果没有获得成功。它的含义是具有特批事业单位干部指标，而实行聘用，聘用在岗是干部，有聘用期限，不聘用即不具有干部身份。对此类人员，单位一般按原国家事业单位正式干部使用，并支付同样的待遇。因此，在聘用期间，“聘用干部”与单位发生争议的，应属于人事争议，而不属于劳动争议。

　　35、国家事业单位对于其“合同制干部”身份的人员是否应当购买养老保险 ？
　　目前，对于国家事业单位改革尚在探索的渐进过程中，对于事业单位员工是否购买养老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具体操作差异非常大，不少地区的地方规定，部分事业单位参加了医疗保险，参加了失业与工伤保险，但与国家机关公务员同步，尚未参加养老保险。而这些事业单位对于工人是按国家规定与劳动法已参加了养老保险，因此，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事业单位中，干部与工人因不同身份、不同的合同及政策文件规定所致，当然也是与改革前若干年养老保险未缴费的具体操作有不可否认的必然联系。对于“合同制干部”身份的人员也应与国家事业单位原有正式干部编制身份的人员一样，不能购买养老保险。在特定条件下，购买了养老保险你就不是干部，而聘用人员或工人。

　　36、劳动争议及人事争议能否引起行政诉讼 ？
　　今天，大多数人都知道行政诉讼是“民告官”的官司，“官”即国家行政机关。而“民”可能是公民、企业、公司或其他组织，理论上讲也可能是某级，某类行政机关。行政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必然是行政机关，行政诉讼的当事人之间必然存在着行政法律关系。而劳动争议的当事人（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因劳动合同而发生的争议，人事争议的当事人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单位之间因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两者之间在主体上一般不存在行政机关，在法律关系上不存在国家行政管理法律关系，因此，两者一般不会引起行政诉讼。
　　只有当劳动争议或人事争议的主体在处理争议时，涉及了行政机关主体，并行政机关做出了具体行政行为时，方可能导致行政诉讼，以“民”提起诉讼方可起动行政诉讼程序。
　　[案例] 某企业退休职工，发现自己在社保局所领取的退休养老金，比照国家规定少了独生子女与国家津贴两大项，便向当地社保局提出复核，当地社保局经复核后仍为无误，便以退休金系按职工企业提交的数据计算所得，当地社保局在补发了独生子女部分后作出了不支持其他请求事项的书面答复，在答复中载明若不服可依照法律规定向上级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该职工便向社保局的上级行政机关当地劳动局提出行政复议，劳动局经复议维持了社保局的意见。该职工不服便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该职工本应向劳动仲裁委提起劳动争议仲裁，来处理企业漏报项目。但该职工选择直接由社保局复核处理的方式，结果最终起动了行政诉讼程序。
　　在该案中，该职工之所以选择行政复核，其原因是当地劳动仲裁委不受理该职工的仲裁申请，将该职工逼到了另一法律程序中。其实，社保局本应按国家规定复核，这是劳动局及社保局的职责义务，你不复核也应由劳动仲裁委来仲裁，但劳动仲裁委却又不受理。这些均属于国家职能部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