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疫情对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影响

厦门大学2001级在职法律硕士班18号　　林如碧

　　
前言
二00三年的上半年，人类处于一种少有的恐慌之中，一种未知的、具有极强传染性的SARS病毒席卷了世界上的多个国家，虽然它的发病区以亚洲国家及美洲的加拿大为主，但由于其传播渠道的特殊性，配合以现代社会的高融通、高流动性，致使各国均感受到了压力。面对人类共同的天敌，面对威胁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危险，人类再次展现了其做为地球主人的力量，再次史无前例地团结在一起，国与国、人与人的分界已模糊，各国人民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以最快的速度发现病原体，以高度团队的精神去发现相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如今，严重的疫情已经暂时过去，但疫情的发生原因尚未明确，SARS病毒的防治的方法在研究之中，它仍将是一个潜伏的、危险性极强的人类杀手；同时，人类也认识到，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做为人类天敌的病毒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异，人类文明的发展应该是有序和可持续的，否则，人类文明的发展也许同时也在为人类共同敌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另外，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在各国发展尤其是地球资源的利用管理上，全球全作的原则越来越突出，地球及人类做为一个整体来保护、利用越来越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而这些要求涉及到共享共管国际资源、全球环境合作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则恰恰是国际环境所要体现的，因此可以说，SARS疫情过后的人类发展理念，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一、“软法”??当今国际环境法重要表现形式和特点
环境问题是当今全球的热点之一，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及其保护的国际性，已被世界各国所公认，首先，地球是一个总的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是不可能分国界的，“地球村”的概念已经形成，环境治理已不可能完全依靠一国的力量来进行，因为一个国家不仅具有思想上利已的局限性，而且从技术操作上，环境问题大多是超国界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无法自行解决的，比如越境污染等问题；其次，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彼此制约已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环境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不仅与国际经济、贸易、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而且还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安全和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更加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国际环境合作自然成为热点问题，而与之相适应，国际环境法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正是其发展的原因决定了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必然具有全球性以及生态性，就是国际环境法在价值理念方面突出以生态利益为中心，强调保护整个地球的生物圈和世代人类的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国际合作，目的在于谋求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际环境法与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传统法律理念是有所区别的，而其法律价值理念的特殊性以及其与生俱来的全球性特征，使得其法律表现形式上有其重要的特征，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国际环境法立法的这一趋势，那就是，国际环境法的法律渊源呈现出“软法”特征。
我们知道，所谓“软法”，是相对于“硬法”而言的，其之所谓“软”，主要体现在立法效力、司法效力以及稳定性等几个方面；立法上，软法的制订者不是各有关国家的立法机关，而是由国际组织或者民间组织制订的；法律执行度上，软法本身不是法，它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有在被有关国家或其立法机关接受作为法律，才具有约束力；在稳定性上，软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它虽然是软法，但也是在各主权国家同意或认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也可能随时通过这些国家被赋予法律约束力，从而一跃成为硬法。
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之初，就体现了环境保护国际化和全球化，它的共享共管全球共同资源原则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原则客观上环境保护国际法，要求有完善的、具有高度执行力的国际环境法，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国家环境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它表现为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拥有主权，表现一国在不损害他国和公有地区环境的前提下，依自己的政策开发环境资源。因此，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与国家环境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存有冲突和矛盾。而且环境资源属于自然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主权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环境资源的利用，直接影响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因此，国际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与国家环境主权的协调致使国际环境法呈现出软法趋势。
首先，国际条约朝着“框架公约”的方向发展，国际公约是各国能过对自身权利的让渡，形成国际社会各方均能接受的国际法，从而使各国承担国际义务的形式，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环境政策会直接影响到一国的经济政策，会影响到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既得利益，因此，各国自身的局限性，很难让它真正意识到小我与国际社会、全人类这个大我之间的关系，因此，国际环境条约在制定的过程中，基本上采取了“框架公约＋议定书＋附件”的模式，例如，在国际合作臭氧层方面，1985年制定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之后在1987年又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附件等。
其次，一些国际组织制定的有关国际环境保护的建议、决议、行动计划等，更加体现了国际环境法当前表现形式的软法特征。
国际环境法发展保护的国际化要求与各国环境主权之间本身的冲突，以及各国对自身既得利益的守护，致使国际环境法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软法趋势，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国际环境法所保护全人类利益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在软法的形成组织及形成过程中，虽然往往体现为框架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建议、决议和行动计划，但国际组织各成员的相互制约、一国的不信守可能招致的后果也使得各国在制定环境政策和国内环境法律时，充分考虑国际环境软法所体现的精神、原则，以使国内法律逐步向国际环境法的要求靠拢，最终走向趋同。

二、由“软法”走向“硬法”??SARS疫情为国际环境法提供的发展契机
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来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社会的交流增多，国际合作范围从贸易到投资领域日益广泛，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许多生态问题超出国界成为全球性问题，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就是生态的全球化，许多环境问题已超出国界成为全球性问题，但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各国对环境认识上的不一致，更为关键的是国际环境保护义务的承担可能给各国带来的利益上的暂时缺失，使得各国不愿将国际环境保护全部的国际化，更加上各国内部各地方的地方利益的驱使，使得国际环境保护处于一种不协调的状态，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全人类大我利益与各国各地区人民的小我利益存在冲突，以及滥用环境资源所获得的短期、可预见的效益使得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受到阻碍。国际环境法保护目标的全人类共同利益下出现了个体之间的矛盾。而本次SARS疫情则在一定程度上向地球人展现了不规范利用环境资源的后果，关注短期利益而可能带来的严重恶果，环境对人类的处罚并不是遥遥无期，停留于口头和字面的预测，而是近在眼前，而且来势凶狠。而面对人类共同敌人，国际社会的合作能力则向人们展现了人类合作、各国协作的力量。应该说，全球化的发展提出了环境保护国际化的要求，而此次的事件，则是人类与共同敌人的一次正面抗争，它使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果是不可估量的，也认识到国际合作的必要和强大，更使人们逐步思考和接受如何在保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加强国际的协作和交流，承担各自更承担的国际义务，国际环境由此获得良好的发展契机。各国及国际社会痛定思痛，在国际环境主权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冲突协调、各国环境立法的趋同化、发挥国际组织协调作用等方面应进行全方面的思考，从而使国际环境法具有可操作性、要执行性，以法律的手段来规范国际社会的资源利用。
第一、 国家环境主权的让渡及其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协调。
生态全球化的冲击，首先的表现就是对国际环境主权的削弱，环境资源已不能单
纯的理解为一个国家独有的资源，资源的可流动性及相互联系使它们更多地体现为人类共享共管的特性，而作为资源的直接拥有者，国家在行使主权时必须考虑到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协调，其国家环境主权必须进行让渡。首先，对内各国需缩小国家主权权限以尽生态环境国际义务，比如，各国需按不同要求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汽油用量等等。 这些本是一国内部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容，但在承担国际环境保护义务的前提下，显然这些公共管理权限需进行让渡；其次，各国应服从国际组织对全球公共资源的管理，比如，对于联合国有关对环境资源的认定和管理，各国应予以遵守（关于国际组织的作用，下文将详述）；另外，资源的共享共管不体现为各国间共享治理环境、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此点在此次SARS事件的处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并且开创了国际合作的先例，正是各国间不计利益，将自身研究的成果及时公告，共同享有，才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现了病原体，并且不计门户，多种方法并施，才较快地使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在共同应付此类事件上提供了成功的先例。最后，我们还应看到，国际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不仅要求各国对自身的环境主权予以部分的让渡，而且还可能会使主权的国家保护及其领土的安全提出挑战，比如，越境生态问题。因此，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下的国家主权的让渡是必须的，但在国际社会仍体现为各国家成员为主体的平权社会、主权仍然是国际社会各成员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下，如何把握主权让渡的度，如何协调主权行使与承担国际义务的关系，成为各国乃至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在此需求的引导下，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以法律来解决各国间以及各国与国际社会间的冲突成为必然的协调手段。
第二、 各国国内环境法在国际环境“软法”指导下的趋同化。
国际环境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各国自身利益的存在和不愿舍弃的思想，使得
国际环境法多表现为软法的形式，软法虽然没有协定、公约法的约束力，但它毕竟也是各国同意和认可的，会对各国国内的政策的立法产生影响，大量的建议、宣言、行动计划，具有重要的政治和道义上的意义，而这些文件的形成，体现了各国意志的协调，仅仅是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公约，但它们的形成和长期适用，使得其中的诸多原则成为国际环境法的原则，并为国际条约及国内法采用，有的则促进了国际习惯法的形成，应该讲，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国际环境软法的形成，正是各国对国际环境保护认识上不断提升的体现，体现了各国对国际环境保护的要求，只是囿于国际造法的形式，国际义务与国家权利的协调等问题尚未形成国际法，但各国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所体现的环境法原则、理念体现在自己国内的立法当中，而做为地球村的一员，各国是不可能脱离国际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更何况环境本身所固的整体性。保护大我既是保护小我，没有了地球这个大我，各国的小我也即难以维系，而环境保护的国际法要求法律保护的统一性，因此，在尚难形成具有强制力的国际环境法体系的情况下，在国际环境软法指导下的各国环境立法的趋同是国际环境法发展的一个有效方法和前进的重要一步。随着各国国内环境立法的不断趋同，不仅在环境保护立法的原则上各国形成一致看法，而且对于环境保护的方式、方法、各国间的协调等方面逐步一致，则使得当前的国际环境软法逐步成为硬法。
第三、 国际组织和专门性国际环境组织的作用。
全球问题的解决，必须由全球各成员国共同协调，主权国家的存在使国际体系呈
割据状态，不利于环境问题解决，因此国际组织才成为各国间协调问题的最佳场所，同时，国际组织通过各国间权利让渡所获得的管理权则使得国际问题在国际层面解决更成为可能。此次SARS疫情中，世界卫生组织在资源组织、技术支持、各国关系协调上发挥了极大的功能，堪称国际组织处理国际公共事务的典范，得到了国际社会各成员国的充分肯定。对于国际环境的保护和立法，联合国更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所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21世纪议程》、《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立的环境法发展的原则奠定了国际环境法的基础。另外，一些其他的国际组织如世贸组织、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通过其他国际合作领域对环境的要求，使得各国在获得公约利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承担了环境保护的义务，在与环境有关的其他领域方面形成了国际法，并使成员国承担国际环境保护义务。国际组织的稳定性以及各成员国对组织的认可，包括各组织日益完善的议事程序，均将有利于国际环境法的形成。

小结
　　如同哥伦比斯和沃尔夫在《权力与正义》一书讲的那样：“在这个工业产值被视为国家政治权力中一项重大要素的世界体系中，我们不应期望政府会自愿地限制本国的生产率、除非本国公民大规模中毒，或者本国领土资源等威胁迫在眉睫，如果说全球性问题确实能刺激建立全球制度的话，那么，这种趋势有可能向更多地导致国际（也可能是超国家的）调整方向发展。”此次SARS疫情，使得各国人民均认识到大规模生产对环境的损害，认识到环境保护已是迫在眉睫之事，国际环境法应该抓住这次疫情对全人类理念和各国政府管理理念的冲击得到发展。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就业促进条例


（2009年7月31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通过 2009年7月31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8号公布 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就业，实现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与促进就业有关的活动，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以创业带动就业，统筹城乡就业，扶持困难群体就业，多渠道扩大就业。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制定促进就业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倡导劳动者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择业观念和积极的就业观念，加强职业技能学习，提高就业、创业能力。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统筹规划促进就业工作，提出相关就业政策，统一协调解决本行政区域促进就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做好促进就业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促进就业工作实际，把扩大就业、提供就业援助、控制失业率作为促进就业主要内容，以高校毕业生就业、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作为促进就业重点，制定本行政区域促进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定期督查考核。督查考核结果作为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促进就业和监督检查工作，其所属的就业服务机构具体负责日常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就业政策宣传、就业失业人员统计等促进就业基础工作。

第十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促进就业工作，引导和帮助劳动者实现就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劳动权利。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在促进就业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政策支持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协调产业和就业政策，在安排公共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建设时，鼓励支持有利于扩大就业的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增加就业岗位。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状况及就业工作实际需要，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就业专项资金。

就业专项资金用于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公益性岗位、职业技能鉴定、特定就业政策以及社会保险等的补贴，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和微利项目的小额担保贷款贴息，公共就业服务等。

就业专项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侵占和挪用。审计、财政部门应当依法对就业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就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国家规定另行制定。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用人单位通过兴办产业或者拓展经营，增加就业岗位，吸纳就业；鼓励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对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和劳动者自主创业，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给予税收优惠和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小额担保贷款服务体系和诚信机制，逐步完善小额担保贷款的风险补偿、贷款奖励、微利项目贴息，降低贷款条件，提高还贷率，完善担保手续。对城镇登记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城镇退役军人、残疾人及其他符合条件的自主创业人员，给予小额贷款扶持。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情况设立创业园区或者创业孵化基地。对高校毕业生、进城务工人员、失业人员等在创业园区或者创业孵化基地创业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减免相关费用。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城乡基层就业，自主创业。

对到农村乡镇以下学校和医院从教、从医的高校毕业生，并与县级教育、医疗行政部门签订任职协议书的，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代偿学费或者助学贷款。

对面向基层农村和城市社区就业，参加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的高校毕业生，在公务员考录和事业单位招用时，根据基层工作年限给予不同程度加分优惠政策。

第十八条 政府鼓励用人单位为高校毕业生提供见习岗位和见习指导。用人单位对见习人员给予补贴的，政府应当给予单位适当补助。

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与有关部门联合设立高校毕业就业见习基地，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城乡就业，保障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逐步完善进城就业农村劳动者户籍迁移、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和社会保障等政策措施，推进跨区域、跨境劳务协作，引导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健全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并促进其积极实现就业。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失业人员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和小时工等弹性工作形式灵活就业，并建立健全与灵活就业相适应的劳动和社会保险等政策，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帮助和服务。

第三章 公平就业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创造公平就业环境，消除就业歧视，保障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和公平的就业机会。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有关政策和规范性文件，不得含有就业歧视的内容。

用人单位设置招聘条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职业中介机构发布招聘信息，不得含有就业歧视的内容。

第二十三条 有以下规定情形的，视为就业歧视：

（一）用人单位招用人员，除国家规定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录用标准的；

（二）无特殊岗位需要不招用残疾人的；

（三）对进城就业的农业富余劳动力和其他就业困难人员设置不平等录用标准的；

（四）除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和饮用水生产、直接为研究服务、保育、美容和整容化妆品的生产、其他与人群容易接触的工作外，用人单位以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招录的。

第二十四条 农业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享有下列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权利：

（一）就业和选择职业；

（二）依法签订和要求履行劳动合同；

（三）获取劳动报酬和实现同工同酬；

（四）参加社会保险；

（五）免费获得公共就业服务；

（六）获得职业教育和培训，并按规定享受政府培训补贴；

（七）自主创业、自谋职业人员依法享有税费优惠和减免以及小额担保贷款等政策扶持。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对录用人员不得因性别、户籍等原因设置不同的薪酬标准。不得在劳动合同中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不得以怀孕、产假、哺乳等为由辞退女职工或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与高校毕业生签定就业协议时，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抵押金。

第四章 就业服务和管理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培育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化的人力资源市场，加强对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管理，规范公共就业服务、职业中介、用人单位招用人员等行为，促进劳动者通过市场实现就业。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利用政务网络平台，建立互联互通、完整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实现人力资源信息共享。

省和市（州）中心城市应当建立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信息系统，规范服务流程和标准，完善市场信息发布制度。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按照人口比例和实际工作需要合理确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加大人力资源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为劳动者提供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等功能完善、便捷的一体化服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机构，应当为劳动者提供公共就业服务，开展劳动力就业和失业登记、就业援助对象调查统计、社会保险、劳动争议调解、公益性岗位的申报等服务工作。

第三十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逐步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考核、职业素质测评等职业能力社会评价体系，定期在新闻媒体或者人力资源市场公布不同行业工种的职业评价结果。

第三十一条 公共就业服务经费纳入县级以上财政预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可以按照规定申请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扶持经费。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接受社会各界提供的捐赠和资助，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管理和使用。

第三十二条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为劳动者免费提供下列公益性就业服务：

（一）就业法律法规政策咨询；

（二）发布职业供求信息、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信息和职业培训信息；

（三）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四）就业登记和失业登记；

（五）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

（六）人才评价服务；

（七）职业技能训练；

（八）创业服务；

（九）其他公共就业服务。

第三十三条 设立职业中介机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依法取得行政许可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境外就业中介服务实行经营许可制度，其申请和审批程序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鼓励职业中介机构提供公益性就业服务。对提供公益性就业服务的职业中介机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规定给予补贴。

第三十五条 职业中介机构应当依法经营、诚信服务，应当在服务场所公示许可证、营业执照、从业人员信息、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建立服务台账。

第三十六条 职业中介机构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提供虚假就业信息；

（二）以暴力、胁迫、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从事职业中介活动；

（三）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

（四）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介许可证；

（五）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或者向劳动者收取抵押金；

（六）与用人单位恶意串通损害求职者合法权益；

（七）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活动。

第三十七条 商务行政部门应当对境外就业经营资格企业加强监管，会同省内相关部门依法取缔非法从事境外就业的中介机构，为合法到境外求职就业人员提供岗位信息、协助办理出入境手续、协助办理与境外就业相关公证、认证和其他事项服务等。

第三十八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建立就业促进服务举报投诉制度，设立举报电话和投诉电子邮箱。对举报和投诉属实的，应当依法处理。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失业预警制度，确定失业预警线，制定应急预案，完善失业调控制度，对可能出现的较大规模的失业，实施预防、调节和控制。失业率达到预警线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并提出采取相应措施的建议。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合理安排失业保险基金用途，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基金保障生活、促进就业、调控失业的作用。

第四十一条 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有就业要求，处于无业状态的城镇常住人员，可以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失业登记。没有就业经历的城镇户籍人员，在户籍所在地登记；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其他非本地户籍人员在常住地稳定就业满6个月的，失业后可以在常住地登记。

第四十二条 劳动者进行失业登记时，须持本人身份证件和证明原身份的有关证明；有单位就业经历的，还须持与原单位终止、解除劳动关系或者解聘的证明。

登记失业人员凭登记证享受公共就业服务和就业扶持政策；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申领失业保险金。

登记失业人员应当定期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报告就业失业状况，积极求职，参加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安排的就业培训。

第五章 职业教育和培训

第四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各类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依法开展就业前培训、在职培训、再就业培训、创业培训和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鼓励劳动者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

鼓励各类培训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和个人意愿给予劳动者定向培训。各类培训机构免费对失业人员、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低保家庭适龄子女、无职业技能的退役军人和符合条件的其他人员进行职业培训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贴。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及有关单位根据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方向，整合培训资源，建立用于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的公共培训基地。

第四十五条 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应当根据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合理调整培训方向、设置培训科目，为其提高职业教育和培训质量，提供信息支持等服务。

第四十六条 高等院校应当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进行指导，完善就业实习制度。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劳动预备制度，根据社会对不同行业类别、工种和职业技能人员的需要，对有就业要求的初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进行最低不少于一个月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帮助其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或者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

第四十八条 企业应当建立职工培训制度，有计划地对职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提取职工教育经费，用于职工教育培训。职工教育经费的提取和使用，应当接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工会组织的监督。

第四十九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农业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范围，组织和引导返乡创业的农村劳动者参加技能、创业培训，加强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免费技能培训、职业能力指导评价和职业信息服务，提高其就业和创业能力。

第六章 就业援助

第五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采取税费优惠和减免、免费技能培训、小额担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岗位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通过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就业训练、定向培训和公益性岗位等多种途径，对有就业愿望和就业能力，并积极求职的就业困难人员实行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

就业困难人员的范围包括：

（一）零就业家庭的成员；

（二）残疾人；

（三）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成员；

（四）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人员；

（五）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

（六）其他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人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就业困难人员信息数据库，对就业困难人员的确定、就业状态和退出实行动态管理。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就业形式，开发公共服务类、便民类和其他公益性就业岗位，拓宽公益性岗位范围，确保城镇有就业需求的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实现就业。

第五十二条 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可以向所在地街道（乡、镇）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机构申请就业援助，经确认属实的，纳入就业援助范围。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向高校毕业生收取抵押金的，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退还所收款项。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商务行政部门或者工商管理部门予以关闭；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职业中介机构提供虚假就业信息，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介许可证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并吊销职业中介许可证。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第六项规定，职业中介机构向劳动者收取押金或者与用人单位恶意串通损害求职者合法权益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并以每人5百元以上2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职业中介机构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企业未按照国家规定提取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或者挪用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给予处罚。

第五十九条 用人单位和职业中介服务机构违反就业促进法律、法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弄虚作假，套取就业优惠政策；

（二）拒不执行政府有关促进就业扶持政策和措施的；

（三）对投诉和举报故意推诿、拖延或者对侵犯劳动者就业权益的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四）虚报促进就业考核指标的；

（五）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情形。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