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行增值税的企业期初存货已征税款的处理意见的通知
国税发[1994]6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各计划单列市税务局：
全国推行增值税后，实行增值税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期初库存原材料和商品中含有的已征税款如何处理，是关系到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的一个问题。为不影响这一问题的及时处理，1993年12月27日，我局以国税明电〔1993〕070号明传电报将《关于对实行增值税
的企业期初存货已征税款的处理意见的通知》发给各地，现印发给你们，请继续遵照执行。
一、对企业1994年期初存货所含的已征税款，要实事求是地合理处理。
二、由于企业存货面广量大，情况复杂，底数不清，因此当前第一位的是要进行全面清理，摸清底数；同时，为了避免引起物价上涨，要将已征税款从存货成本中分离出来，单独记帐。企业存货用于生产或经营时，分离记帐的已征税款不得进入生产成本或经营成本。
三、考虑到国家财政和企业两方面的承受能力，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措施将分期分批逐步实行。
四、在统一的处理办法下发之前，企业1994年期初存货的已征税款不得扣除。
现将《增值税企业1994年期初存货已征税款计算办法》发给你们，请立即传达到基层税务机关和企业，并认真布置执行。
附件：一、《增值税企业1994年期初存货已征税款计算办法》
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期初存货已征税款汇总表》（略）

附件：增值税企业1994年期初存货已征税款计算办法
一、除外贸企业外，凡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均应依据本办法计算1994年期初存货中含有的已征税款（以下简称已征税款）。
外贸企业的已征税款的计算办法，另行制定。
二、已征税款按以下规定计算：
（一）原实行“价税分流购进扣税法”的增值税企业，其已征税款为实行“价税分流购进扣税法”时核定的期初存货应扣税金减去以后动用库存并已予扣除部分后的余额。


（二）其他企业按下列公式计算已征税款：
已征税款＝存货的实际采购成本×扣除率
三、存货的实际采购成本是指：
（一）存货中的外购的原材料、商品、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委托加工材料（以下简称外购项目）的实际采购成本和委托加工材料实际支付的外委加工费。
（二）存货中的产成品、在产品、自制半成品所耗用的外购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动力和实际支付的外委加工费。
四、实际采购成本按以下规定确定：
（一）原实行“购进扣税法”但未实行“价税分流”的企业，其实际采购成本为实行“购进扣税法”时核定的期初存货采购成本减去以后动用库存并已计算扣除税金部分后的余额。
（二）原交纳产品税、盐税、工商统一税和按定期定率办法交纳增值税的工业企业，其外购项目的实际采购成本按会计制度规定确定；其产成品、在产品的实际采购成本按下列公式计算：
1993年生产成本中外购项目成本
实际采购成本＝期初产成品、半成品、在产品实际成本×－－－－－－－－－－－－－－－－－－
1993年实际生产成本



（三）商业企业采用进价核算的，以实际进货原价为实际采购成本；采用销价核算的，以“库存商品”金额减去“商品进销差价”金额后的余额为实际采购成本。
（四）存货的实际采购成本适用不同扣除率的，应按适用的不同扣除率分别计算存货的实际采购成本。
五、企业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确定的免税货物，或者兼营《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应征营业税项目的，在计算出全部存货的实际采购成本后，按下列公式计算增值税存货的实际采购成本：
1993年免税货物销售额、营业税项目
增值税存货的 全部存货的 项目营业额合计
＝ ×－－－－－－－－－－－－－－－－－－
实际采购成本 实际采购成本 全部销售额、营业额合计
六、扣除率规定如下：
（一）外购农业产品扣除率为10％；
（二）其他外购项目的扣除率为14％。
七、按以上规定计算的已征税款，应根据会计制度的规定，从存货所在的会计科目转入“待摊费用——期初进项税额”科目。



1994年3月15日
婚姻自由与道德自律

　 芦琦

　 毛主席曾经说过：“婚姻法是有关一切关于利害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道破婚姻法的玄机。之所以此次婚姻法草案的征求意见，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引起如此的轰动，这与婚姻法的立法地位及其对普天下百姓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大有关系。

　 此次围绕“草案”争论最大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法律是否应介入道德的领地？赋予法律更宽泛的权力去调整一般婚姻家庭法律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这究竟是对还是不对？

　 就我个人认为，此次婚姻法“草案”的最大特色在于，将社会责任与道义融入了法条之中，在婚姻自由与道德自律之间更推崇以理入法、以法固理，并由此来推进婚姻法律制度的健全发展。

　 从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演变看，婚姻自由是各国婚姻法律制度的一个核心立足点。此次草案在对婚姻自由的规定方面，有其新的突破，此即在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婚姻自由权利的同时，附设了道义的“羁绊”。这主要表现为对夫妻间的“相互忠实”义务的设定，对如婚外同居关系、“包二奶”等重婚及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的禁止规定，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对违反婚姻家庭义务的法律制裁规定等等。应该说，在社会主义婚姻家庭道德理念基础上构建新婚姻法的体系，这无疑是我国婚姻法律制度建设的一大现实进步，也是以变应变，用切实可行的法律手段来强化维护有涉社会安定之基石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良性举措。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法律与伦理道德结合得最紧密、也是冲突最多的婚姻家庭社会领域，如何才能寻找到最合适的定位和标尺，让法律与道德携手合作，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这不仅是一门立法技术，更是一项社会管理的综合艺术。

　 婚姻自由与道德自律之间的冲突，已然在新婚姻法草案中凸显无疑。这就是围绕如“配偶权”、对“家庭暴力”制裁、无过错方在离婚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离婚条件的规定等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很多，我不想再多说。有一点想提出的是，就像钱钟书先生将婚姻比作是“围城”那样，如果我们的婚姻法想在“围城”之外再砌起一道法律的城墙，把原来属于道德“管辖”的领地收归到法律的界属中来，那么，道德防线的退守与法律管制的扩容，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更多的人宁愿选择在“城外”生活，或者以寻求规避法律的方法来生活，而不愿意守在“围城中央”。这样的结局并不是立法者希望见到的，对社会的整体安定也会有其负面的作用。

　 我认为，将如“忠实”这样的道德义务载入法条之中，并没有多大的法律意义。难道夫妻间的不忠实就一定意味着婚姻走向解体，难道婚外性行为就一定要用刑法来制裁。就连道德也要分公德和私德。如果一定要将道德自律这一自古有之的社会调整方法也剥夺的话，缺乏道德支持的法律如何才能得到公众的自觉认同与遵守，这一两难推理是立法者必须慎重考虑的事。

　 俗话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既然法律是一张网，而不是一堵墙，法律有网可以让人来钻，而众人推墙墙必定要倒。这点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回过头来，婚姻法这张网的网眼究竟多大才能有其度而立之恒，这真不是惟法是举才能解决的。我个人认为，道德自律的加强与公民整体人文素质的提高，才是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正途所在。婚姻法的立法一定要考虑给道德预设一定的空间度，只有这样，才能“导之以德、齐之以法”，婚姻法的法律制度才会在道德正义的辅佐下，发挥其更大的行为规制功能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