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发于《法治理论探索》书刊基本参数：ＩＳＢＮ７-２２４-０７０４４-０／Ｄ.１０６０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第１版)

论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性及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可行性

蔡书芳
(西安市行政学院 西安 710054)


内容摘要 辩诉交易制度在部分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获得了长足发展，其在理论层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认的检察机关依法享有撤回和变更诉讼的权利，以及相关的司法实践都为我国推行辩诉交易提供了可行性。
关键词 辩诉交易 刑事诉讼 合理性 可行性

我国司法机关由于受刑事案件不断增长而司法投入不足的巨大压力，在实行普通程序简易化的改革中开始关注“辩诉交易”制度。2002年4月11日，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根据公诉机关的申请，适用“辩诉交易”审结了一起故意伤害案。 这种冒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风险而进行的司法实践，引起诉讼法学界和司法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权威人士明确表态，“目前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不能适用辩诉交易制度”，但对于能否在我国的“超越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传统的土壤里，接受“当事人主义”的产物，却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有其利弊，辩诉交易确实存在排斥和变异的危险。为此，本文将从辩诉交易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性入手，对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可行性做一探讨。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起源及发展
辩诉交易是主要存在于美国的一项刑事审判程序制度，德国、意大利也有其“变异”形式。实质意义上的辨诉交易制度产生于十九世纪的美国，根据美国1974年修订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4章第11条，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在案件进入正式审理前或审理过程中，检察官与被告人或其辩护人达成协议，如果被告承认有罪，作有罪答辩，或者作不愿辩护也不承认有罪的答辩，那么检察官则降低对其指控的强度（或将重罪名变更为轻罪名，或减少指控的罪数或建议法官从轻处罚）。双方讨价还价，一经达成协议，案件就不再进入实质性的审理阶段，法官只须确认协议双方是否完全出于自愿以及协议的真实性即可判决，并在判决中体现协议的内容。在这一审判程序中，因检察官和被告的“交易”行为起着主导作用，法官的判决主要依据双方的协议，因此称之谓“辩诉交易”程序。1970年美联邦最高法院在Brady.V.US.案件和1971年在Santobello.V.New.York案中分别以判例的刑事确认了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1974年，美国在《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修订案中正式以成文法的形式对这一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
发源于美国辨诉交易制度，不仅在美国国内得到发展而成为美国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他国家也有所建树，并得以开枝散叶，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略有差异，典型者当数意大利。相比于美国，其特点有三：（1）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不得就被告人被的罪名进行交易；（2）最高减刑幅度为法定刑的三分之一并且最终判刑不得超过两年有期徒刑或拘役；（3）即使检察官不同意，被告人在仍然可以要求法官减刑三分之一。“其意图是使减轻判刑适用于所有愿意进行辩诉交易的被告人，而不论检察官是否同意反映了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对“辩诉交易”程序早有关注，不少学者提出我国应移植美国的这一审判程序。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处于不断变革的进程中，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国内各种形式的犯罪案件不断增加，造成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大，积案现象严重，为提高刑事诉讼效率，解决积案问题，理论界呼吁改革现有的刑事诉讼制度，建立我国的辩诉交易程序，甚至于实务界，也出现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法院在2002年4月运用辩诉交易程序审结一起故意伤害案的实例。2002年，中国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年会上，围绕我国能否引进辩诉交易，与会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形成了肯定说、否定说和缓行说三种不同的观点。肯定说从尊重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建立纠纷解决的协商机制，提高刑事诉讼的社会效益等方面主张引进这一程序；否定说从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客体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和辩诉交易本身所固有的缺陷方面，认为我国不具有引进这一程序的基础和司法环境；缓行说认为，我国现有的法官、检察官素质不高，司法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建立，律师制度尚不完善，司法腐败现象较为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匆忙引进辩诉交易制度，使制度的越位和超前。
同时，与会的法学专家、学者们对于辩诉交易制度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难以达成一致的观点。纵观陈述，举其要者，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种界定，认为严格意义上的辩诉交易制度是指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正式审判开始前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所进行的协商和交易。
第二种界定，辩诉交易又称答辩交易和有罪答辩。它是指检察官在被告人律师的帮助下，就案件的处理问题与被告人协商、谈判甚至讨价还价，以促成有罪答辩从而不经审判而了结案件的一种诉讼方式。
第三种界定，辩诉交易是指检察官和被告方在答辩前私下进行种种协商、妥协，最后达成协议：被告人答辩有罪，检察官则相应地减少控罪或降低控罪的幅度，或者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减轻刑罚的建议。
第四种界定，辩诉交易是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指在法庭开庭审理之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消指控、降低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
第五种界定，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诉讼中，在开庭审理前解决案件的一种重要方式。具体指起诉和辩护双方律师在庭外进行磋商和谈判，起诉方以撤消部分指控、降低指控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处等许诺，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以便节省审判所需的时间和开支，特别是避免审判的不确定性。在此磋商的过程中，双方律师要经过认真的准备，可能还要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如同市场上做交易那样，故称谓“辩诉交易”。
第六种界定，辩诉交易指处于控告方的检察官和处于被告方的辩护律师进行会商和谈判，以撤消指控、降低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满足控方其他要求。如果交易成功，达成协议，经法官审查系被告人出于自愿，协议内容合法，便加以采纳，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判刑，不再进行开庭审理 。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性
作为一种制度能同时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国家得到充足发展，这本身就说明其存在具有合理性。不管是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还是意大利的辩诉交易制度，其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即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并非绝然对立，二者能够在司法实践中达到协调统一，一定程度上来说，更佳的效率往往是更大的公正。只不过意大利的辩诉交易制度对判刑方面和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做了一定的限制，但这并没有掩盖二者各自的合理性。
从理论层面看，每个国家在其刑事司法制度的运作过程中，都希望追求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平衡。然而，每个国家都不免不了这两项价值目标的冲突，而解决这一冲突的最现实的方案就是：冲突双方或一方做出牺牲或割让。要想“鱼与熊掌”兼得，是不现实的，也是非理性的。而辩诉交易制度的实行，无疑符合上述方案的设计原则。通过这一制度的运作，可以节省国家的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被告人自愿认罪，既有利于刑罚的执行机关对其教育、改造，也有利于其本人的恢复矫正和回归社会。对于被害人来说，“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及时地对被告人处以刑罚，可以给予其些许安慰，体现刑罚的抚慰功能。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司法公正的目标，使得效率与公正达到协调与统一，从而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惩罚犯罪，保障人权。
从现实的运作来看，辩诉交易也确实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潜在价值。“美国有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这一制度来解决的”。 在意大利，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具体而言，检察官选择辩诉交易减轻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在有罪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败诉的危险；法院选择辩诉交易使得案件审理由实体审转为程序审，节省了庭审时间，只需查明被告人对交易是否出自本人意愿；被告人选择辩诉交易可使其避免承受较重刑罚的风险，避免旷日持久的心理负担、精神折磨及经济损失；辩护律师选择辩诉交易，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人的利益，使其尽快从久拖不决的诉讼中解脱出来去寻求新的交易机会，符合律师的职业特征，利于律师职业能力和社会威望的提高。
综上，作为一种先进的刑事诉讼制度，在理论上具有其合理性，在实践中有其运作的空间。我们应吸收其合理内核，加以规范，为我所用。
三、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可行性
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辩诉交易这一制度，但正如梅因所言：“在进步社会中，社会需要和社会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结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社会是进步的，人民幸福的或大或小，完全取决于缺口缩小的快慢程度”。 就此而论，现代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为我国的普通程序简易化的改革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诉讼制度范例，辩诉交易制度不仅可以在惩罚犯罪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有助于兼顾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价值。同时，有利于将我国长期实行的“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机制法定化并真正贯彻执行，真正体现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
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首先，我国刑事诉讼确立的是以起诉法定主义为主，以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二元并存的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可以根据犯罪的轻重，行为人的个人情况及其表现，胜诉风险大小及诉讼效率等因素综合评定，最终做出是否起诉的决定。而且刑事诉讼法还明确规定了三种不起诉形式，给予检察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其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从相反的角度出发，可以这样理解这一规定：“既然适用了简易程序，那么本案的量刑最多也不会超过三年。”这恰恰就为控辩双方创造一个机会——如果被告人所面临的指控不是很严重，而检察机关的证据又不是很充分，与其双方为了一个不可预期的判决结果在法庭上争论不休，还不如达成一笔“交易”。这对于检察机关、被告双方而言，都部分地实现了预期的利益。对于在中国面临“错案追究”以及讲究“业绩”的法官来说，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从上述的分析可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推行辩诉交易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而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受传统文化、民族习惯以及现有的一系列司法制度所固化或强化的社会心理和司法理念的影响，把“交易”运用到司法环境中，一定程度上难以被广大公民所接受，但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着类似的交易，只是“这一切肮脏的事情都是在‘暗箱作业’中完成的，而追求正义的法律程序必然是公开的、透明的。” 这种暗箱操作的存在，滋生了司法腐败，诱发了司法不公，破坏了司法权威，降低了司法效益。但另一方面又恰好说明“辩诉交易”在我国具有可行性。如检察机关在调查受贿案件中，为了得到行贿人的配合及获取有力的证据，往往暗示或明确承诺对行贿人不予或轻予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有违现行法律规定的，但事实上却是存在着的。倘若实行“辩诉交易”，这种行为可在阳光下进行，同时也可消除其负面的社会影响。
同时，我国司法资源有限，高技能的司法人员匮乏，资金、设施及后勤保障水平滞后，如何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实现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引入辩诉交易制度，能够使得司法资源得到合理地配置，减少不必要的诉讼环节，集中力量办好其他的大案、要案。
由此可知，在我国推行辩诉交易制度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在立法最终对其确认之前，还必须对该制度的适用对象、适用范围、约束机制等加以研究，防止司法腐败等问题的产生。而那已不是本文所要详加论述的问题，在此，只能从宏观的方面对此做一概述。首先应该限制监察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司法腐败的发生。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 在“交易时，应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正当意见。以便通过派出各方偏见，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不着边际的连环关系中的重荷，来营造一个平等的场所。”同时，检察官应履行其在辩护交易中所作的承诺。其次，法官应审查被告人认罪是否出于本人的真实意愿，审查是否做了公开记录，以表明交易的结果符合程序法的规定，使程序的运作“能够对判决结果做出充分地合理性的证明，使程序参与者确认自己受到了公正的对待。” 再次，交易应通过律师进行，完善证据展示制度，让辩护律师充分了解控诉方掌握的证据。最后，应对采用辩诉交易处理的案件范围做出限制，禁止双方就罪名交易，对被告人的刑罚减轻幅度不应超过三分之一，以期最大限度地避免其负面影响。
四、结语
在司法资源有限与犯罪高速增长双重的挤压下，“辩诉交易”孕育而生，成为不少国家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特别审判程序。尽管人们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从趋势上看，它似有继续扩大使用范围的可能。我国正在对庭审方式进行抗辩式或称对抗式改革，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辩诉交易这一当事人主义和对抗式刑事审判程序的产物，在我国的“超越职权主义”的诉讼诉讼传统的土壤里如何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因此，尽管国内对于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反对声此起彼伏，但笔者仍希望通过对辩诉交易制度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讨论，能够对提高刑事诉讼效率，解决现阶段积案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在实践的范畴有所帮助和启示。
参考文献：
“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载于2002年4月19日《法制日报》
2002年中国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年会综述
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16页
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第52页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154页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16页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田雅与黄美娇、黄娇、曾木枞房屋买卖纠纷一案的电话答复

1990年8月30日，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告诉庭：
你院1990年7月4日《关于田雅与黄美娇、黄娇、曾木枞房屋买卖纠纷一案申诉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认为，根据本案的情况：双方当事人买卖关系成立后，田雅已交付部分房款，黄娇、曾江孝已将讼争房的近一半面积交付田雅管理使用多年，且曾武在第二审期间仍同意将自己所得的房产继续出卖，加之田雅又再无处可居，若认定双方买卖关系无效，确实难于执行。据此，原则上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第二种意见，即可确认田雅与黄美娇、黄娇、曾武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部分有效，部分无效。有关的具体问题，请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精神，做好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妥善处理。

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田雅与黄美娇、黄娇、曾木枞房屋买卖纠纷一案申诉的请示报告 闽法〔1989〕告民申字第014号
最高人民法院：
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的田雅与黄美娇、黄娇、曾木枞房屋买卖纠纷一案，因在适用法律政策上没有把握，请示我院，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中，由于适用法律政策的意见不一致，现请示如下：
（一）案件的基本事实：
申诉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田雅，女，50岁，汉族，福建省东山县人，现住东山县铜陵镇下田街下庙顶511号（原356号）。
对方当事人（原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美娇，女，66岁，汉族，福建省东山县人，住东山县铜陵镇税务局宿舍。
对方当事人（原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黄娇，女，66岁，汉族，福建省东山县人，住东山县铜陵镇文峰街84号。
对方当事人（原审第三人曾武的代理人、二审中因曾武死亡列为上诉人）：曾木枞，男，42岁，汉族，东山制鞋厂工人，住东山县铜陵镇顶街破沃角252号（原738号），系曾武之次子。
讼争屋座落在东山县铜陵镇下田街下庙顶511号（原356号）内有厅一间、房二间、伙食房一间、天井二所，巷路一条、水井一口。该房是曾哈目（1935年亡）、卢慎（1951年亡）夫妇遗产。曾哈目、卢慎夫妇生有二个儿子，长子曾文（1931年亡），次子曾武（1984年故。）曾文生有三子，长子卢江钦（黄美娇丈夫，1977年病故），次子曾江孝（黄娇丈夫，1981年5月病故），三子曾江舜（居住在台湾）。曾武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曾木长，次子曾木枞，三子曾木坤。讼争屋自曾哈目、卢慎夫妇死后一直由黄美娇、黄娇两家居住。由于两家经常发生口角，1980年3月25日在下田街居委会调解时，黄美娇首先提出卖房，曾江孝、曾武也表示同意。在居委会干部和公安派出所民警主持下，三方达成调解协议，协议写着：“现黄美娇与曾江孝居住的房屋原系曾江孝、黄美娇（卢江钦的妻子）、曾江舜的父亲和曾武二房共有，因原曾武出祠外居，固先前该房屋一概未曾分析。历由黄美娇、曾江孝二叔嫂掌管居住，现叔嫂经常口角纠纷，故经调解和三方协议同意把该房屋出卖。该房屋出卖款4500元正，经调解和三方协议，把该款均分四份。曾武应分得1125元、曾江孝应分得1125元、黄美娇应分得1125元、曾江舜应分得1125元。因现曾江舜在台未回，分得的款项暂由江孝和黄娇各代收伍百陆拾贰元伍角，如以后曾江舜归回，曾江孝和黄美娇具应把代收款项如数交还。……。该房屋现已出卖，以后各方俱不得重买回居住。”协议还对曾哈目夫妇遗下的家具进行分析，留下曾江舜的份额。房屋由许钦介绍卖给田雅，同日又立下《卖房屋断根契》，曾武、曾江孝、黄美娇、许钦及代书人欧福祥均在卖契上签字盖章。卖断契写：“立出卖房屋断根契字人曾江孝、曾武、黄美娇承先父遗下房屋三人同意出卖址在城关镇下田街下庙仔顶门牌314号全座房屋出卖，托中招得董担（田雅丈夫）就头承买。三方同意出卖价格人民币肆千五百元正，现交来定款人民币二百一十元正，每人收人民币七十元正。门窗户扇俱各齐全。自卖厝之日起交还厝期间四个月。并且办理土地证手续完整交过买主。”立《卖房屋断根契》时田雅不在场，由许钦将定金付给曾武、曾江孝、黄美娇各70元。第二天，黄美娇又到居委会要求曾武偿付往年修理房款，曾武不同意，居委会干部对许钦讲，由于曾武不付修房款，不要把1125元款全部交给曾武。据庭审时曾武、黄美娇、黄娇讲，卖房前他们没对田雅讲过有共有人曾江舜在台湾，田雅也说不知道有其他共有人的事。1982年6月东山县城关镇建设规划办公室根据县法院要求对讼争屋进行估价为2924元。田雅买房时将自己原住房卖掉，于1980年5月至9月，分三次付给曾江孝房款1400元，8月交付给曾武房款300元。同年12月，曾江孝将自己居住的后房一间、厅一间、天井一块交给田雅居住使用。当田雅要求黄美娇交房时，黄美娇反悔。1982年6月以后，黄美娇写了三封信给曾江舜，告诉有关卖房的事，曾江舜于同年9月9日从台湾来信表示：“这是祖遗产业，无论怎么样都不能出卖”。这之前曾江舜从未来过信，1982年至今也仅来过4封信。
（二）原审情况
1981年3月，田雅以向黄美娇、曾武、曾江孝买有平房一座，因黄美娇拒不交给房屋为由向东山县人民法院城关人民法庭起诉。城关法庭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美娇、关系人曾武、黄娇的丈夫曾江孝于1980年3月25日在下田居委会达成协议，自愿把房屋卖给田雅，三方已收取卖厝款计人民币1910元，田雅也于同年农历十二月初二搬入居住。在达成房屋买卖协议时，田雅并不知道共有人曾江舜在台湾。因此，该房屋买卖关系有效。但因曾江舜现尚在台湾，在未取得其同意之前本应保留其应得房产，而不应该把其应得的房产份额出卖后把款代管保留。于1982年6月29日以（82）东城民审字第04号判决书判决：
一、被告人黄美娇、关系人曾武、黄娇三人共有的址在城关镇下田街下庙顶356号平房一座的天井两所、大厅一间、屏后房一间、巷路一条、伙食房一间、水井一口卖给原告人田雅所有，买卖关系有效，买厝款人民币3375元，原告人田雅要付给黄美娇、曾武、黄娇各人民币1125元。
二、该平房的后房一间（已隔成房一间、小厅一间）归现在台湾的曾江舜所有，暂由黄美娇代管。
三、黄美娇应负责堵塞后房通向前段伙食房的门路。
黄美娇不服，上诉到龙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龙溪中院认为：原审东山县城关人民法庭对本案事实的认定部分不清。于1982年12月10日以（82）龙中法民上字第2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东山县城关人民法庭（82）东城民法字第04号民事判决书；发回东山县人民法院重审。东山县人民法院以原告田雅诉被告黄美娇的房屋买卖和被告人与第三人曾武、黄娇互诉的房产继承纠纷为案由，重新进行审理，并于1983年5月4日以（83）东法民字第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1）原告田雅与被告黄美娇、第三人曾武、曾江孝的房屋买卖关系无效，黄美娇应退还田雅人民币70元，曾武应退还田雅人民币370元，黄娇应退还田雅人民币1470元。
（2）城关镇下田街下庙顶356号平房一座估值计人民币4500元，前天井一所、前厅一间、屏后房一间、巷路一条，估值人民币2592．5元，划归曾武继承；后进房一间、小天井一所、伙食房一间、水井一口，价值人民币1907．5元，划归黄美娇、黄娇、曾江舜共同代位继承，曾武应付给黄美娇、黄娇、曾江舜的房屋差价人民币340元。
（3）曾武应付还黄美娇房屋维修费二分之一即人民币188元。
（4）屏后房与后天井相连的墙为曾武私墙。屏后房、巷路与伙食房相连的墙为共墙，巷路通向伙食房的门由曾武负责堵塞。
（5）曾哈目、卢慎遗下的钟表一只、柜桌一张、八仙桌一张、桌柜一张、手镜一个、大桶一个、桌一张、柜子一只、圆梯一张黄美娇、黄娇、曾江舜共同继承。
（6）曾武继承的天井一所、前进厅一间、屏后房一间、巷路一条卖给田雅，价值人民币2592．5元。
（7）以上房屋的移交、款项的支付、门的堵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的一个月实施完毕。同时，黄美娇把堆放在前天井、前厅的物件搬迁清楚。

判决后田雅、黄美娇、黄娇、曾武均不服，上诉至龙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龙溪地区中级法院认为：上诉人黄美娇和曾江孝、曾武对共有的房屋尚未分析，没有征得共有人曾江舜同意，就与田雅协商买卖房屋是不对的，黄美娇在协商买卖房屋期间就已反悔，原审法院判决双方房屋买卖关系无效是正确的。上诉人田雅要求确认该房屋买卖关系有效与法不符，不予支持。上诉人曾木枞在本院审理中，考虑到黄美娇、黄娇住房确有困难，自愿把其父应得的房屋份额作价卖给黄美娇、黄娇，双方自愿达成协议。于1984年12月26日以（84）龙中法民上字第1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1．维持东山县人民法院（83）东法民字第0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五、八条的判决。
2．撤销东山县人民法院（83）东法民字第0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三、四、六、七条的判决。
3．改判：
（1）曾武应分得的祖遗房屋份额人民币2250元卖给黄美娇、黄娇、曾江舜。款项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6个月内全部付给曾武的合法继承人曾木枞等人。
（2）田雅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年内将房屋、天井全部归还黄美娇、黄娇、曾江舜居住使用。
（3）黄美娇、曾木枞退还田雅的款项，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之内付清，黄娇退还田雅的款项，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6个月内付清。
第二审判决后，由于田雅无处搬迁，判决无法执行。田雅不服第二审判决，向漳州中院和东山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东山县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84）龙中法民上字第175号民事判决有不妥之处，于1988年2月10日以（1988）东法函字第02号函件，向漳州中院提出申诉复查意见，要求维持东山县人民法院（83）东法民字第03号民事判决。
漳州中院于1988年12月2日以（1988）漳中法申民字第4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该案进行再审。经公开开庭审理，并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向我院提出以下请示意见：对曾哈目夫妇遗产，曾武与曾文享有同等继承权，现曾文与曾武已死亡，曾文与曾武应得的遗产份额应由他们各自的合法继承人继承。原第二审有关曾哈目、卢慎遗产的继承的判决是正确的。黄美娇、曾江孝、曾武在1980年自愿将其共有的房屋卖给田雅，并立下买卖合约字，各人收取定金70元，过后曾武收田雅买厝款300元，曾江孝收1400元。并于同年12月将前进屏后房一间、厅一间、天井一块交付田雅使用至今。田雅为了买厝，已把自己居住房屋出卖，原第二审判决田雅与对方当事人房屋买卖关系无效是不当的，但考虑到该房屋买卖关系没有征得共有人曾江舜同意，黄美娇在出卖房屋的第二天就反悔，所以应认定田雅与黄美娇、黄娇、曾武房屋买卖关系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即曾武和黄娇应继承份额买卖关系有效，黄美娇和曾江舜应继承份额买卖关系无效。
（三）我院审判委员会意见：
我院审判委员会于今年4月29日对此案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处理该案应适用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但对具体适用该意见时，形成下列两种意见：
一、买卖关系无效。该案黄美娇、黄娇、曾武、曾江孝事先未征得共有人曾江舜同意而擅自出卖共有房屋，其行为侵害了去台人员曾江舜的合法权益，因此，该买卖关系无效。但由于买方事先不知有共有人在台湾，没有过错，黄美娇、曾武、曾江孝应赔偿买方所受到的损失。
二、买卖关系部分有效，即曾武、曾江孝可继承份额有效，黄美娇、曾江舜可继承份额无效。曾江孝不仅收了定金、房款、而且将他所住的房屋（约占讼争屋一半）交付田雅使用和管理至今，曾武收了定金和部分房款，并在法院第二审期间还同意出卖房屋，因此，曾武、曾江孝可继承份额买卖关系应认定有效；去台人员曾江舜事前无法知道，事后不同意卖房，黄美娇收定金后反悔，未收房款，亦未交付房屋，因此，该二人可继承份额买卖关系应认定无效。此外，该房屋买卖是由于原房屋使用人黄美娇、黄娇不和引起的，田雅在买房时不知道有共有人在台，为买讼争房而卖掉了原住房，并实际使用管理了约占讼争屋一半的房屋。根据1979年最高法院《关于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亦应认定部分买卖有效。
1990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