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助行为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一样，而对于这些行为首要的要求便是权利不得滥用。为此，必须对其适用范围和条件做出严格规定。《德国民法典》第230条明确规定了自助的限度。我国《民法通则》虽没有明文规定自助行为，但其他法律却潜在规定了自助行为，比如《物权法》第230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一般来说，自助行为都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存在对权力人的权利侵害。理发不给钱是侵犯了理发店的财产权；上车不买票被赶下车或者扣留在车上，也是因为侵犯了车主的财产权；某人要被他人殴打而逃走，也是为了避免人身权利受到侵害。如果将这种观察上升到从民法理论的角度，可以看到：自助行为的发生往往是基于他人对自己的权利侵害，是基于合法的请求权而为的一种行为。一般的支配权意义上的行为并不是自助行为，比如自己吃饭、穿衣等等虽然有“自助”的含义，却并不属于权利救济的范畴，所以并不属于自助行为。
　　第二，来不及公力救济。之所以自助行为可以不违法，不构成侵权，就在于公力救济保护不够，需要私力救济的补充。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情况紧急或者有关管理机关正在假日，无法寻求公力救济。比如，债务人在国内欠有大额债务，马上就要登机了。如果可以马上通知有关机关自然可以不采取自助行为对债务人的人身加以拘束，可是正值夜间，无法及时通知警察机关则可以采取自助行为。当然，对于这种“时机紧迫”的判断需要当事人自己尽足够的斟酌义务，由其自己承担判断失误的法律后果。
　　第三，不采取自助行为，以后很难实现请求权。市场卖水果的摊主如果非要等别人拿了两个苹果逃后到公安机关报案，不仅得不到公安机关的支持，还会自己劳心费力找不回西瓜。一旦不采取自助行为，以后就很难实现权利。特别需要强点的是：“事后很难实现请求权”与“时机紧迫来不及公力救济”是不同的。在有些情况下，虽然情况紧迫，债务人马上便会离开，甚至离开后很难实现自己的权利。可只要以后还有实现权利的足够可能，并不发生自助行为的合法性。
　　第四，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采取自助行为的情况很多，要一一列举很难。我们一般可以通过习惯来判断其方式是否恰当。比如不得把吃霸王餐的人绑起来，也不得殴打理发不给钱的人。德国的法律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一般将这种方式以程度来限定，更多的将判断的尺度交给当事人。虽然略显苛刻，不过也是不得已而采取的规定。
　　自助行为的范围和限度都是同请求权紧密联系的。请求权是指要求他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它可以是基础权利，也可以是派生权利或救济权利。如合同履行请求权属于基础权利，侵权行为所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属于救济权利，是受侵害的基础权利派生的。请求权的行使，一般都不是以公力方式，而是直接向相对人提出。也正是由于请求权的这些特性，所以自助行为才成为私力救济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与自卫行为的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相比。自助行为必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而自卫行为却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也可以保护他人的权利。所谓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为的行为只可能构成自卫行为，绝对不会构成自助行为。所以，我们分析自助行为，必须与请求权相结合。上文已经谈到，自助行为的适用条件包括权利受到侵害。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权利受到侵害均能够采取自助行为，只有非法侵害才可能采取自助行为。不仅如此，自助行为的采取还必须等待请求权产生之后。否则，只能构成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自助行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不同，后两者是危险正在发生，为防止合法权益免受或少受不法侵害而为的行为，其紧急程度远远超过前者，故而允许第三人实施自卫行为，而自助行为发生的前提是不法侵害行为己经结束，仅仅是不法状态的延续，如果仍然允许他人代为实施必然会增加争端的可能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如果第三人是受权利被侵害人的邀请而为的帮助行为，则因其行为是依附于一方而实行，具有从属性，因此是可以被允许的。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 亮
中 国 近 代 法 学 教 育 的 先 导
—————天津北洋法政学堂

20世纪初，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为形势所迫，欲效仿日本走“变法维新”之路。1901年1月，光绪皇帝颁布上谕，决定实行新政，包括变法修律、政制改革、设新学、废科举等。随着各种新律的全面修定，推行新法的法学人才日见短缺，当时急需培养大批汇通中西法律的人才。清廷遂派出大批留学生到日本，习学日本的法律，并从1906年起，以这些留日学子为核心创办了中国第一批官办法律学堂，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天津的“北洋法政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直隶总督袁世凯听取赴日本考察的阎凤阁(后来的直隶省议会议长)、梁志宸(后来的直隶省议会副议长)等人建议，仿照日本法政学堂，奏请清廷批准在天津创办“北洋法政学堂”，委任黎渊〔注1〕为监督（校长）；校址在堤头村新开河河坝下(今河北区志成道33号)，校舍为中西合璧式建筑。新开河上曾有一座“法政桥”，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该校曾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那是因为：
其一：天津濒临渤海，既有通商口岸，又有九河通衢之便；既“具有江淮的风格”，又距首都最近。鸦片战争之后，天津受西方先进文化思想影响，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心，其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驻地，外交地位和政治地位显赫，成为外国人眼里的中国“第二政府”。在对外方面，“吾国外事尽萃于天津，外交之利害，全国之安危，而恒于是乎卜之”；在内政方面，“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韧于是邦，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举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罗澍伟《天津，近代中国的“窗口”》http://www.tianjindaily.com.cn/docroot/200412/14/rb02/14150901.htm）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位，天津的“北洋法政学堂”从创建起就在全国成为颇具影响的率范。
其二：北洋法政学堂自创办起，在学制、课程设置、任教师资等方面处处效仿西制，走一条新型办学之路。该校学制分为速成与专门科两类：速成科学制一年半，旨在短期内为政府培训急需的法律人才。速成科又分为“职班”（司法科）和“绅班”（行政科）；绅班专收直隶地方士绅，以培养地方自治人士为主，须经府、厅、州、县保送，但也同样要参加入学考试。职班专收外籍有职人员，主要是培养律师。速成科开设的课程包括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现行法制及历代法制沿革、法学通论、宪法大意、刑法、民法要论、商法要论、大清公司律、大清破产律、民刑诉讼法、裁判所编制法、国际法、监狱法、诉讼实习，共14门；在第三学期考试及格，就算毕业。专门科分法律、政治两系，学制六年(预科三年，正科三年)，课程设置繁重，要求掌握两门外语，且十分严格；预科三年外语占主要地位。第一外语日语，每周12小时；第二外语任选英、法、德语之一，第一年每周六小时，第三年递增至十小时；因此外语课每周至少18小时，占全周课时36小时的二分之一以上。学校规定，外籍教员授课，“无论正科预科……一概不用通译;使学生直接听讲，以节钟点而收实益”。这就迫使学生，不得不全力学习外语 (首先是日语)。在正科三年中，专业课设置以政治专业为例，必修科目包括中国的《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宪法、民法、刑法、国际公法、私法、商业、银行、货币、商法、地方自治、西方政治学、财政学、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哲学、政治史、外交史、通商史、统计等，多达30余科。考试制度极为严格，在学校章程中，明白规定“两次学年考试不及格者”责令退学。
此外，北洋法政学堂从开创起就形成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很少门户之见，学校除聘请日籍教师和留日学子任教外，共产党员张友渔、阮慕韩、杨秀峰、温健公、何松亭、黄松龄、闻永之、陈志梅等人均曾在该校任教授或秘书、主任等职。这种严谨的办学形式和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北洋法政学堂在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中颇具影响。
其三：北洋法政学堂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是中国近代史上传播反帝反封建先进思想、培养革命人士的阵地。从它刚建立开始，师生们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积极研究和宣传西方进步思想，思想活跃，屡起学潮。1909年12月，清政府直隶提学使司曾以“北洋法政学堂屡起风潮，决定解散。” 但是，这一决定因各方舆论反对，而没有实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同志1907年考入该校，为专门科第一期学生（在校学习6年），并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校期间他被推举为“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担负主编会刊和编译书籍的重任，创办了《言治》杂志，主持编译了《(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和《蒙古及蒙古人》两部震动海内外的著作。1912年6月至1913年间，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堂写下了《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揭露了在所谓共和体制下民权的丧失，人民的苦难。在北洋法政学堂这个新式学校里，李大钊广泛地阅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书籍，受到了反对封建主义，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树立起民主主义的信念。抗日爱国将领张自忠也曾是法政学堂学生。1911年张自忠考入了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这些对他日后的成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全校学生思想倾向进步，政治空气浓厚，该校成为天津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一二·九”运动中，该校学生朱纪章、庄金林曾参加组织领导天津市学联、全国学联工作，阮务德、王民生、王守先在后来的抗日斗争中英勇牺牲。1937年2月，因师生积极参加抗日运动，学校被当局武力封闭，强行解散。
李大钊在1923年参加母校18周年校庆纪念会演讲中曾做过这样的评价：“那时中国北部政治运动，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学堂为中心，所以我校在政治运动史上很是重要。”
20世纪的“北洋法政学堂”也历经了变革与发展，1911年改称“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4年6月，直隶省当局决定将保定法政专门学校、天津高等商业专门学校并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改称“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设法律、政治、商业三科。1928年改称“河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1929年国民政府试行大学区制，学校改隶北平大学区；3月，学校改称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同年8月，学校升为大学，并且开始招收女生。至此，北洋法政学堂完成了由学堂到大学的转变，原有各科改称学系。1937年2月，因学院师生积极参加抗日运动被当局武力封闭，强行解散。抗战胜利后，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复校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因种种原因，至1947年秋该院前院长杨亦周〔注2〕等在广大毕业生支持下，几经周折，才在原校址艰难地复校。“北洋法政学堂”历经清王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到解放初院校调整结束为止，虽曾六易校名，但人们习惯上还是称之为“北洋法政”。
建国初，法商学院法商两系分别并入北京政法学院和南开大学。
革命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是天津人民的骄傲和光荣，是天津北洋法政学校的骄傲和光荣。为了继承和发扬李大钊同志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1998年2月在李瑞环、姚依林、谭绍文等中央、市委领导的直接关怀下，经天津市委、市政府批准，把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确立为法商学院的延续(北洋法政学堂后更名为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并在学院内建立了李大钊烈士纪念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同志亲笔题写室名，许多中央和天津的老领导为李大钊纪念室题词。1994年5月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李大钊纪念室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天津市政法干部的培训基地、法学教育的摇篮、李大钊烈士母校的延续一一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并没有辱没先烈的革命精神和北洋的光辉校史，她已经拥有了一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为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培养了数万名法律人才。莘莘学子的足迹遍布海河之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像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法治大厦上，似芬芳的桃李盛开在法学的百花园中。天津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将朝着革命先驱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继续为民族振兴和社会安康做出了新的贡献。

〔注1〕黎渊，1879年生人，贵州遵义府附生。先在苏州中西书室习普通学一年。光绪二十五年，自费赴日留学，在东京善邻书院习普通学二年。光绪二十七年，经前四川总督派归四川官费，入东京中央大学习法律专门科。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毕业，领有优等文凭。复于是年八月，入该大学高等研究科，专攻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科。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因高等研究科论文试验合格，领得研究科优等毕业文凭，获法学士称号。九月经电调回国，筹办北洋法政学堂事宜。
〔注2〕?钜嘀埽?颖笔⌒刑葡厝恕Ｔ?谔旖虮毖蠓ㄕ??６潦椋?渭庸?竦车叵禄疃??⑷喂?ㄕ??Ｐ３ぁ?928年北伐军占?天津时，曾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委?T兼?织部?，次年市党部改?被排挤在外，?拇饲阆蚵砹兄饕濉：笕ト毡玖粞В?弦岛笥秩ビ⒐?钤欤?934年回国，在大学任教，后在经济部门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天津，任天津中国纺织建设分公司经理，天津参议会参议长。他在天津解放前夕坚决抵制了反动政府的造谣和炸毁工厂的行动，顺应民意积极主张和平解放天津并代表民间组织参加和平谈判。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民革”河北省委员会主任。
(兰绍江编撰)
参考资料：
1、《李大钊与天津》；刘民山编 天津社科出版社1989．12
2、《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http://www.zhangzizhong.com/tbcr-1.asp
3、《法政学堂植栋梁》http://news.sina.com.cn/c/2004-04-07/23013106695.shtml
4、《近代中国的“窗口”》罗澍伟http://www.tianjindaily.com.cn/docroot/
5、《具有开创意义的天津高校》http:// tianjin.enorth.com.cn/ system/2004/11/12/000901623.shtml
6、《李大钊》http://twt.tju.edu.cn/theory/read.php?id=407 >>中共十大元老
7、《清末法制变革中的日本影响》侯欣一 http:// www.legal-history.net/scho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