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和异地判案

四川蜀泸律师事务所 赵永忠


摘要：在现有国情下，由于法院存在地方保护、人情案、部分法官素质低等情况，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造成法院的公信力下降，司法权威得不到真正维护。为有效解决现有的矛盾，在保持现有我国两审终审制度不变的情况下，笔者提出了“当地审理异地判案”这一新思路，与大家商榷。

关键词：地方保护 人情案 法官素质 异地判案

在世界各国，最受尊敬最具公信力的国家机关是法院，最受欢迎的官员是法官。在法治化的社会中，在司法最终裁决的原则下，人民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是公民权利的最后防线。公民对法治的信任和对法院的尊重，是通过法院的公正判决、平等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严肃执法等公正司法行为来建立的。
毋庸置疑，我国通过几十年的法制建设，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广大老百姓的法制意识在不断增强，对法院的期望值也在不断提高。但司法腐败问题依然严峻，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受到了严重挑战。笔者认为影响司法公正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地方保护主义依然严重
我国法院一般案件的管辖是“原告就被告”原则。对原被告在同一地的案件，自然不存在管辖之争，但对跨地区的案件管辖之争却异常激烈。由于主场有“关系”之利，每个案件的当事人总是力争把“审判主场”留在自己住所地，如果被告是当地的上税大户，当地政府
更会为其撑起保护伞。地方行政权干涉司法权已是中国一大特色，由于我国司法体制长期以来是依照国家行政机关的模式来构建的，地方法院在某些人看来是地方党政机关的组成部分。法院在财政、组织、人事编制等许多方面都是由地方行政机关负责办理，甚至管理。法院资金由地方财政供给，法院的人员编制更是由地方机构编制部门来核定。使得法院在审理涉及地方利益的案件时受到当地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压力，受到少数地方党政权力机关和个别领导的不当影响、干预、乃至控制，从而法院不能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力。外地企业、外地人不敢到异地打官司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人情案、关系案、勾兑案依然困扰司法公正
最近，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情案、金钱案、关系案的严重。大多数基层法院的法官生在当地，长在当地，与当地的关系非常密切，亲戚、朋友、同学、领导关系错综复杂。一些法官不能恪守职业准则，将个人感情带入具体案件的处理中，将司法公正置于人情之下，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下。有些法官与律师形成所谓的“利益共同体”，搞“暗箱操作”，损害国家和当事人的利益。人情案、关系案、勾兑案虽然不是主流，但他严重影响了法院形象，大大挫伤了老百姓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度和追求公正的积极性！
三：部分法官的专业能力和个人素养也是影响司法公正的原因之一
法院的判决维系着公民的生死荣辱。因此在许多国家，法官的选任是非常严肃的，总是要经过一道道严格程序的筛选才能得以委任。我国虽然颁布了《法官法》，但由于过去法官的出任条件宽泛，导致法官的来源复杂。在以前，法院等司法机关往往是复转军人和本单位子弟的安置地。现在我国大多数法官虽已达到了大专以上专业水平，但熟悉中国教育现状的人都知道。除了真正的全日制大学和自学考试含金量较高外，目前专门为有关部门设计的函授班、电大班、网络班是有很大水分的。再说，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建立从律师队伍中选拔优秀法官的选任制度，也没有建立按照不同专业素质评定不同等级法官的标准，也没有完全废除按行政级别、工龄评定法官级别的不合理标准。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人才差距很大。据报道，我国还有260个县没有一个律师，从中我们也不难想象到这些县的法院现状。总之，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法官素质是无法达到应有水平的。因此，法官素质仍然是影响我国司法公正的原因之一。
诚然，影响司法公正还有其他诸多原因，但笔者认为以上提及的三个原因是主要的，是主要矛盾。为了在真正意义上解决现有国情下我国司法公正问题，提高法院的公正形象，增强老百姓对司法公正的信任，真正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真正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对现有审判制度作一定改革。在不改变现有二审终审的审判制度下，笔者大胆设想提出了“当地审理异地判案”的新思路。简单的说就是：案件的最终判决权不是赋予当地实际主审的法官，而是由异地法院的法官作出，当地主审法官只是严格按程序引导当事人参与诉讼。书记员则将庭审过程一一详细记录在案，有条件的法院还可对审理过程全程摄像。整个庭审程序结束以后，主审法官要在双方当事人都在场的情况下，将双方提交的证据、庭审笔录、摄像资料、双方代理人的代理词、主审法官撰写的审判意见书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予以当场封存，再移送异地法院，由异地法院的资深法官作出最后判决。也就是说，当地的主审法官只有对该案的判决有建议权，而无最后判决权。他的建议权是否被异地法院的法官采纳，可以作为考核法官一年来工作业绩的依据之一。
这样的变化，需要着重说明几个问题：（1）关于异地法院，这里的异地法院应是同级别的法院，这样便于实行二审终审制。但异地可以是跨省，也可以是跨地区的，具体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2）关于异地法官，判决的作出可以是一个法官，也可以是评审团，这可以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定。但审理异地送来的案子的法官必须是当地法院德才兼备的精英，这些法官的主要工作就是阅卷判案。（3）关于判决的宣布，异地法院的法官审理完后，也应封存案卷并发回原地法院。当地法院收到判决后也应当当着双方当事人的面开启案卷，并当场宣判。通过异地判决的案子，如果当事人不服，仍然可以上诉。二审法院也仍然可以实行异地判案制度。（4）关于案件的移送，当地法院的法官是不应知道也不会知道他审理的案子的移送去向，每个地区将成立一个案件移送中心，全面管理案件的移送和接收。移送情报属国家级秘密，不得对外泄漏。
通过以上改革，诉讼成本可能有所提高，但它带来的正面效应是非常巨大的。从当事人的角度看，尤其是弱势方，对法院的信任度将会大大提高。有利于矛盾的解决，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法院来说，有利于法院行使独立审判权，少一些外界干扰，真正做到审判独立。对法官来说，将大大减少人际关系案，有利于法官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走出来，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从广大律师的角度看，尤其是那些没有背景，没有“关系”的律师，对这样的改革更是梦寐以求。现在有些律师把时间都花在跑关系上，专业能力不行，业务却异常火爆，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也真因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才出台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笔者也是一名律师，对司法腐败深恶痛绝。笔者在代理过程中，亲身经历了一些在笔者看来不该输，而由于案外原因而输了的案子。此时，笔者总是彻夜难眠，为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而难过，为不能体现律师价值而伤心。相信，实行“当地审理异地判案”制度后，律师与法官的关系也将发生微妙的变化，与律师直接面对面的法官不能直接左右案子的最后结果，律师与法官的地位更趋于平等。广大律师将会以更高的热情投入业务中去，将会更加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律师之间的竞争才会是真正的平等竞争。这也必将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以上，笔者只是针对现有国情下司法公正问题提出了一点新想法，这种新思路真正投入审判实践，还有待广大法律工作者和学者们的完善。我想，在现有的国情下，在没有找到更好解决司法公正问题的情况下，在小范围内，或几个县，或几个地区先搞一下试点，是完全可行的。好则推广之，不好则吸取经验加以改进。社会总是在改革中前进。

注，本文参阅文章：宋鑫《论我国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及其对策》
作者单位：四川蜀泸律师事务所 电话：0830—2695095 地址：四川泸州市春雨路



　　专家谈“民工荒”学术系列分析之一：　

　　积极用手投票——经济学的视角　

　　李华振　张昕

　　　

　　一场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民工荒”，成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词。　

　　说它在意料之外，是由于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模型”，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极为丰富的劳动力，工业部门只要以略高于农民收入的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从而在相当长时期内实现“低成本发展”。从人口的生命周期和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来看，一般而言，这个过程会长达“至少50年”。　

　　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支配下，中国民工的工资与国际标准相比，不仅是“很低”，甚至可以称得上“狠低”——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1/30—1/50，是中国台湾的1/30左右。这被称为中国参与国际大分工的“比较优势”。　

　　然而，出乎经济学家意料的是，本以为“至少50年不会退潮”的中国民工潮，截至2004年为止仅仅25年，就开始出现了“民工荒”这样明显的“退潮”征兆。　

　　说它在情理之中，是由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义务教育政策到目前刚好到了显效期。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刘大洪指出，由于人口的更新换代，老一辈的“双盲型民工（文盲、法盲）”已经由于年龄原因而退出了，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民工虽然仍没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双高（文化水平高、法律意识高）”程度，但是，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中国的新一代民工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他们不会继续接受其父辈那样的“低廉劳动力”的命运。　

　　老一辈民工唯一关心的是“争取生存权”，而新一代民工关心的则是“争取话语权”，包括：与城市工人相同的同工同酬权、法定的劳动保障权、岗位培训教育权、职业生涯发展权、平等的国民待遇权、不受歧视的社会地位权，等等。他们进城的目的也由生存的起码要求，“升级”为渴望自身价值的实现。他们的“求职价值取向”更倾向于工作环境好的企业，而不再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再苦再累的工作也去做。　

　　当现有的岗位不能满足他们的这些要求时，他们宁愿选择暂时的不就业。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多了，最终就酿成了大面积的“民工荒”。　

　　以前，当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市场”的时候，企业可以随意挑选劳力，劳方处于弱势，甚至，老一辈的民工连“用脚投票”的权利都不敢行使，唯恐失去了这份工作之后，很难再找到新的工作。所以，他们对劳动强度过大、长年加班、工伤得不到补偿、不帮工人缴纳社保等现象习以为常，不敢向资方“说不”，不敢向资方主张自己的权益。　

　　但今天，绝对的买方市场时代已经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我国著名学者型企业家、原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孟奇指出，民工“说不”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他们不再无条件地接受资方的非法要求，对于不满意的企业，他们已经敢于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通过辞职换单位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更进一步的是，越来越多的民工不再仅仅局限于“消极的用脚投票”，而是“积极的用手投票”，他们在通过法律的手段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近几年，劳动部门和法院受理的劳资纠纷激增，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劳方日益觉醒、日益由“争取生存权”发展到“争取话语权”。　

　　注：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报》2004年10月14日第2版。感谢英国NAPIER UNIVERSITY大学、武汉大学张昕博士整理并提供本文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