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以贪污论处的问题”的修改补充意见

1987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18日联合发出《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经过一年多的试行，现对其中“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以贪污论处的问题”修改补充如下：
一、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以贪污论处的认定和区别对待问题
挪用公款一般属于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应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危害严重的构成犯罪。
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以及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擅自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本人使用或者借给他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六个月不还的；或者数额巨大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数额较大的；其性质均属于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应以贪污罪论处。
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以贪污论处的案件，应当根据挪用金额多少，挪用时间长短，是否归还，已归还多少，作何用途，挪用人是否获利，给国家和集体造成的损失和危害大小等情节，对具体案件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一）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六个月不还的，以贪污罪论处。
挪用时间虽已超过六个月，但在案发前（指被司法机关、主管单位或者有关单位发现前）归还的，一般不以贪污罪论处。
（二）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不论挪用时间是否超过六个月，以贪污罪论处。
在案发前归还，给国家和集体造成损失不大的，一般不以贪污罪论处。
（三）挪用公款供个人进行投机倒把、走私、赌博等非法活动，数额较大的，不论挪用时间是否超过六个月，以贪污罪论处。其非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依法实行数罪并罚。
在案发前归还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其中挪用时间较短，危害不大的，也可以免除处罚。挪用人不知使用人是利用挪用款进行非法活动的，应按上述第（一）项处罚。
（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在职务上掌握信贷的便利，盗用他人（或者单位）名义贷款、虚构假名贷款、利用职权要挟他人（或者单位）贷款或者乘办理贷款之机截留部分贷款归个人使用，也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其中达到上述第（一）、（二）、（三）项中追究刑事责任标准的，以贪污罪论处，并按上述三项中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五）挪用公物供个人进行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达到上述第（二）、（三）项标准的，以贪污罪论处。
（六）挪用公款供他人使用以贪污论处的案件，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非法取得挪用款的，以共犯论处。
（七）挪用公款归他人使用，从中收受的贿赂，应予以追缴。其中构成受贿罪、行贿罪的，以受贿罪、行贿罪论处。
（八）挪用公款供个人（包括共犯在内）用于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其所获利润及非法所得，均应予以追缴。
二、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以贪污罪论处的数额标准和量刑问题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以贪污罪论处的案件，同以伪造帐目、销毁单据等手段直接将公共财物非法占有而构成的贪污罪，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上有所不同，数额标准和量刑也应有所区别。
（一）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以贪污罪论处的案件，计算挪用数额的标准，一般应高于贪污罪的数额标准。以挪用五千元至一万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以挪用五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以挪用十万元至二十万元为“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参照上述数额，规定本地区具体掌握的数额标准。
（二）在量刑上，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挪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个别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要把挪用以贪污论处的数额标准同其他情节结合起来，全面考虑。对案发后积极归还挪用款项，给国家和集体造成的损失不大的，也要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多次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用后次挪用的公款偿还前次挪用的公款，每次挪用均不超过六个月的，其挪用时间应从第一次算起，连续累计至挪用行为终止。计算挪用以贪污论处的数额应按最后未还的实际金额认定。
三、关于处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以贪污论处案件的时间界限问题
在1985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下发以前，挪用公款已归还的，或者已由主管部门、司法机关作过处理的案件，不再追究。
在上述《解答（试行）》下发后，本文件下发前，按上述《解答（试行）》的精神判处的案件，一般不再变动。其中基本事实和基本性质确实搞错了的，应予以纠正。在本文件下发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按照本文件的精神处理。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副作用的一次反噬

刘建昆


　　近来，一些媒体包括《法制日报》《检察日报》等，热议“全国城管局长联席会议”的合法性问题。其实，这个“联席会议”存在，正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副作用的一次“反噬”。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之前，我国的城市公物（含但是不限于公共设施）管理权立法和公物警察权立法是由中央国家机关主导的。具有代表性的是1990年《城市规划法》，国务院1992年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绿化条例》；1996年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客观的说，这些法律和行政法规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窄”（保护不全面）“粗”（过于原则）“滥”（执法主体多）“软”（执行不力）等。

　　地方城市政府作为城市公物实际拥有者和管理者，对中央主导的城市公物立法进程是不满意的。表面上看；不满“七八个大盖帽管一个小草帽”，是“人民群众”的呼声——然而在中国的立法实践中，几曾见过我国的群众有这么大的话语权，可以将不满的影响扩大到立法机关呢？在我看来，这还不如说是作为城市公物的管理者的地方政府，借机表达自己的意见：各种城市公物监管的压力如此之大，而“七八个大盖帽”居然管不了一个小草帽！

　　“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粗暴打断了中央主导的城市公物管理权和公物警察权立法实践。从此，以“试点”以及“推广”的名义，公物警察权立法的主导者转移为各地方政府，各级各地纷纷出台《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而且依然是立法与执行之间的矛盾：我国现行立法体制决定了，地方在立法中仍然难以科学有效的设定关于城市公物管理权和公物警察权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

　　应该说，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中作为实际投资者和公物拥有者，只要资金投入得力，公物的规划建设与废止、公物的维修维护，甚至包括涉及公物的国家赔偿问题等方面，是完全有能力做好的。然而依照《公物法》的理论，对于公物管理权方面，公物利用上很可能需要设定行政许可（一般利用，许可利用等）；在公物警察权方面，则可能需要设定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这些内容的立法，目前立法制度下地方法规是很难完成的，反而衍生出五花八门的“机构问题”“体制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国办发[2008]74号文件，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规定：“将城市管理的具体职责交给城市人民政府，并由城市人民政府确定市政公用事业、绿化、供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城市客运、市政设施、园林、市容、环卫和建设档案等方面的管理体制。”这是否意味着中央政府不但放弃了地方城市公物（公共财产和公共设施）的实际管理权，而且放弃了在国家建立统一的城市公物法律制度的努力？如果是，则需要对地方法规设定前述内容予以明确法律授权，以便地方立法和执行——这样做的风险当然也是很大的。

　　地方立法既然无力彻底解决城市公物制度立法和执法需求的矛盾，就不得不谋求其他途径。“联席会议”的建立本身，恰恰反映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这一困境；而前一阶段，“联席会议”先是高调介入《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问题，而后推出“大城管”征求意见等活动，至少是一种谋求解决问题的姿态。“联席会议”的组织形式很可能要失败的，但是这次“反噬”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失去《公物法》的科学理论和中央立法的支撑，公物警察权“相对集中”是不是还能继续往前走；如果能，还能走多远？

二○○九年九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