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人大常委会


汕头经济特区旅游业条例

（2000年8月31日汕头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5年6月28日
汕头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
《关于修改〈汕头经济特区旅游业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旅游业的管理，规范旅游市场，维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汕头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旅游业，是指利用旅游资源和旅游服务设施，招徕、接待旅游者，专门或主要为旅游者提供游览、交通、住宿、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服务行业。
第三条　在特区范围内经营旅游业务，参加旅游活动和进行旅游管理，均应遵守本条例。
　　法律、行政法规、特区法规对旅游资源保护、开发和旅游业经营管理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旅游业管理的领导，把旅游业的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编制旅游业发展规划，鼓励、支持各类投资者开发旅游资源，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兴办旅游教育事业，培养旅游专业人才，因地制宜采取措施促进旅游业及相关行业的协调发展。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依法管理特区旅游业。区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依法管理辖区内旅游业。
　　市公安、交通、建设、工商、物价、文化、环境保护、技术监督等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依法协同实施本条例。
第六条　发展旅游业，应当发挥特区和侨乡旅游优势，突出滨海旅游特色，弘扬潮汕优秀历史文化，坚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营造文明、有序、整洁、优美的旅游环境。
第七条　市旅游主管部门拟定国内外旅游市场开发战略并指导实施，组织和协调汕头旅游整体形象宣传、重大旅游项目促销活动和大型旅游活动，向国内外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提供旅游信息咨询服务，推荐精选旅游线路，组织和指导重要旅游产品的开发。
第八条　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对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依法向旅游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组织投诉，受理投诉的部门或组织应当依法调查处理。
第九条　旅游经营者有权自愿参加旅游协会。旅游协会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充分发挥服务、沟通、协调作用，完善行业自律制度，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维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旅游业的经营与管理

第十条　本条例所称旅游经营者，是指专门或主要从事旅游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
第十一条　经营下列旅游业务，必须向旅游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一）设立旅行社；
　　（二）设立导游公司；
　　（三）非旅行社旅游经营者经营“一日游”业务。
第十二条　申请经营旅游业务，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载明工商部门预先核准的经营单位名称、拟经营的旅游业务范围、经济性质内容的申请书；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资信证明文件；
　　（四）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以及从业人员的证明资料；
　　（五）经营场地、设施的情况证明。
第十三条　旅游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本条例第十二条所列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根据管理权限依法审核合格的，予以批准；不予批准的，必须说明理由，并书面告知申请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由上级旅游主管部门批准或发给经营许可证的，依照法定的期限办理。
第十四条　特区以外的国内旅游经营者在特区设立办事机构的，应当自设立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市旅游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境外的旅游经营者在特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机构的，必须向市旅游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按国家有关规定报批。
　　市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审核意见。
第十六条　旅游经营者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法自主经营；
　　（二）拒绝违法设定的收费和摊派；
　　（三）拒绝强行推销的商品或者强行安置的人员；
　　（四）拒绝无合法检查证件单位和人员的检查；
　　（五）检举、控告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单位或者个人；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七条　旅游经营者有权对其营销计划、销售渠道、客户名单等经营信息来取保密措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非法方式获取、使用或者披露。
第十八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不得从事与旅游、工商等管理部门核定的经营范围不相符的活动；
　　（二）接受旅游及有关部门对其服务质量、旅游安全和其他经营情况的监督检查；
　　（三）公开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执行物价管理部门依法确定的价格；
　　（四）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不得擅自改变、取消服务项目，降低服务标准；
　　（五）尊重旅游者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不得以任何手段欺骗、诱导或强制旅游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
　　（六）不得将经营风险转移给旅游者或者在旅游合同中将风险以约定的形式强加给旅游者；
　　（七）及时向旅游者告知旅游地可能引起误解或产生冲突的法律规定、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对旅游过程中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事宜，应当向旅游者作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旅游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八）向赴境外旅游的旅游者说明国家有关外汇兑换等规定；
　　（九）诚实信用、公平竞争，不得以任何形式从事不正当竞争，扰乱旅游市场秩序；
　　（十）法律、法规规定和旅游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九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对其从业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和在职岗位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旅游服务质量。
第二十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建立安全管理责任制，配备必要的安全设备和设施，加强设备、设施的日常维护和保养，保证安全运转。
　　经营涉及人身安全的特种旅游项目和客运架空索道、缆车、大型游乐场、游泳场，其设备、设施应当具有产品合格证，经国家认可的检测部门检测；取得安全许可证，并经旅游、公安、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检查合格后，方可运营。
　　发生旅游安全事故，旅游经营者应当及时采取处理措施，并向公安、卫生、旅游等有关管理部门和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报告。
第二十一条　实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制度。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不得出租、转让。
第二十二条　旅行社应按国家规定向旅游主管部门交纳质量保证金。
　　旅游主管部门对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的收取、使用和监督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旅行社与旅游者应当依法订立书面旅游合同。
　　旅游合同包括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提供旅游服务的起止时间；
　　（三）游览的景点和行程安排；
　　（四）交通、食宿的价格及其标准；
　　（五）导游内容及其标准；
　　（六）具体旅游项目所包括的旅游费用；
　　（七）合同的变更或解除条款；
　　（八）旅游意外保险条款；
　　（九）违约责任；
　　（十）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其他条款。
第二十四条　旅行社未经旅游者的同意，违反旅游合同的约定，降低交通、食宿、导游标准，或者减少、变更旅游景点，缩短游览时间的，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给旅游者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旅行社未经旅游者的同意，违反旅游合同的约定，提高交通、食宿、导游标准或者增加游览景点的，应当承担增加的费用。
第二十五条　旅行社确有困难不能按期组团的，应当向已签订旅游合同的旅游者说明原因，经旅游者同意，安排旅游者随其他旅游团队作相应的旅游，并承担增加的旅游费用或者退还减少支出的旅游费用。不能安排旅游者随其他旅游团队作相应旅游的，旅游者可要求旅行社赔偿因解除旅游合同造成的损失。
　　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能按期组团出团的，旅行社依法免除违约责任，但应在旅游合同解除后十日内将旅游者交付的旅游费用退还旅游者。
第二十六条　旅行社对其经营的主要旅游线路及其正常成本价格应当在经营前向旅游、物价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七条　实行导游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导游人员依法取得导游证的，方可从事导游业务。导游人员从事导游活动，应当由旅行社聘用或委派，并佩带导游证。未经旅行社聘用或委派，不得私自从事导游业务。
　　旅行社不得聘用未取得导游证的人员从事导游工作。
第二十八条　导游人员从事导游业务，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不得索要或收受回扣，不得索要小费或者其他财物。
第二十九条　旅游涉外饭店（宾馆）实行星级评定制度和星级复核制度。星级评定和复核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星级饭店（宾馆）必须按’照评定的星级标准提供服务。未被评定星级的饭店（宾馆）不得使用星级的称谓进行经营活动。
第三十条　聘请饭店管理公司管理饭店（宾馆）的，应当签订合同。聘请单位应当在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将所聘公司及人员情况报市旅游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章　旅游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一条　旅游者参加旅游活动，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旅游经营者全面提供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和其他有关服务的真实情况；
　　（二）自主选择旅游经营者，自主选择旅游商品和服务，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三）获得旅游经营者按合同约定所提供的质价相符的服务；
　　（四）人身、财产安全得到保障；
　　（五）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得到尊重；
　　（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获得赔偿；
　　（七）法律、法规规定和旅游合同中约定的其他权利。
第三十二条　旅游者参加旅游活动，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遵守社会公德；
　　（二）尊重旅游地的民族风俗习惯；
　　（三）保护旅游资源、环境和旅游设施；
　　（四）维护旅游秩序和安全；
　　（五）法律、法规规定和旅游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三十三条　境外旅游者在特区进行旅游活动享受国内旅游者同等待遇。
第三十四条　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与旅游经营者发生争议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直接与旅游经营者协商解决或提出赔偿要求，可以向旅游、工商等部门或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投诉，可以依法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未取得经营证件，擅自从事旅游业务经营活动的，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条规定的，由市旅游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种类、处罚幅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由旅游主管部门分别依照本条第二、三款的规定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七）、（八）项规定的，由旅游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责令改正。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四）、（五）、（六）项规定的，由旅游主管部门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市旅游主管部门报请上级旅游主管部门吊销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给旅游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造成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事故的，认定旅游经营者为事故责任人，依照国家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旅行社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市旅游主管部门报请上级旅游主管部门吊销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一条　未取得导游证的人员从事导游业务的，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导游活动，并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导游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不持证上岗的，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十元的罚款。
　　导游人员私自承揽导游业务的，处以一百元以上至五百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旅游主管部门报请上级旅游主管部门吊销导游人员导游证。
第四十二条　导游人员违反本条例二十八条的规定，索要小费、回扣、财物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旅游主管部门报请上级旅游主管部门吊销导游人员导游证。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旅行社提供的旅游服务造成旅游者的人身、财产损害的，应当向旅游者赔偿损失。因其他旅游经营者的过错造成旅游者的人身、财产损害的，旅行社赔偿后，有权向其他旅游经营者追偿。
第四十六条　因旅游者的过错造成旅游资源或旅游设施损坏的，旅游者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七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第四十八条　旅游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在法定期限内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批准或颁发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予以批准或颁发许可证，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侵犯旅游经营者、旅游者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旅游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贪污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认为旅游主管部门或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在汕头市非特区行政区域内参加旅游活动、经营旅游业务和进行旅游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0年9月1日起施行。

从古代民间调解制度看《人民调解法》

石磊

引言：2010年8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下称人民调解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是人民调解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及时、高效、妥善地解决民事纠纷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它充分继承古代民间调解制度的精髓，展示了司法为民，服务大局的法律文化。本文将试着从古代民间调解制度历史演进、产生社会思想基础等角度入手，进行梳理和考察, 力图从中探寻同《人民调解法》之间的渊源。

关键词：民间调解制度历史演进、存续原因、和为贵、一脉相承

一、古代民间调解制度的历史演进

古代民间调解最早可追溯至西周, 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中已有对“调处”的记载。“调处”处理的案件范围相当广泛，诸如户婚、田土、钱债、斗殴等民事纠纷或轻微的刑事案件都在可“调处”之列。在周的官制中,已设有“司万民之难而和谐之”的专门负责调解事务的调人之职。

春秋时的孔子也憧憬建立一个“必也，使无诉乎”[1]的理想社会，在处理具体纠纷特别是家庭内部争议时，力主调诉息讼。《荀子•宥坐》记载，孔子在任鲁国司寇时，有一件父告子的案子，孔子把儿子拘押起来，放之三月而不决，当父亲请求撤销诉讼时，孔子马上就把儿子释放了。孔子的儒家思想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为主流思想，“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的思想，影响着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策略和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生活态度和处世方式。在这种思想的影响和支配下，调解便成为民间解决矛盾纠纷的基本方法之一。

汉代以后，在县以下的乡、亭、里设有啬夫，负有调私之责，出现纠纷首先由家族或乡一级调处，乡设有长老、里胥一类小官专门负责教化，负责调解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纠纷，调解不成再到县衙起诉。

至两宋时, 民间调解呈现制度化的趋势, 调解制度得到法律确认，调解被引入司法程序，民间调解逐渐成为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元代时调解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广泛运用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成为元代诉讼的一大特色。调解的方式有民间调解和司法机关调解，民间调解由基层社长负责对邻里间民事纠纷“以理喻解”，调解结果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一般不能再依同样的事实和理由提起诉讼。

至明清时期，调解制度已经趋于完善，统治者对民间调解更加重视，并将民间调解上升为法律规范。明清的乡约里正都负有解讼之责，《大明律》规定，凡里，各有乡约之规定，……，每当会日，里长甲首与里老集合里民，讲谕法令约规，莫敢无故不到者，或者置有申明亭，里民不孝不悌，或犯奸盗者，榜示姓名于上，发其羞恶之心，而改过自新者则去之；里老于婚户田土细故，许其于申明亭劝导而解决之。明中后期，各地又推行“乡约”制度，每里为一约，设“圣谕”、“天地神明纪纲法度”牌位，每半月一次集合本里人，宣讲圣谕，调处半月来的纠纷，约吏记录，如当事人同意和解，记入“和薄”，不同意者可起诉至官府。清朝《户部则例》则规定族长有查举该族良莠之权, 即包括对宗族内部纠纷的调处权, 族内纠纷调解，不得轻易告官。而其他中央和地方的立法中涉及民间调解的内容就更多。[2] 据清代《顺天府档案》中记载，宝坻县嘉庆15年至25年中自理的案件244件，其中有90％的案件以调解方式解决。

二、古代民间调解形式多种多样

（一）宗族调解, 是指宗族成员之间发生纠纷时, 族长依照家法、族规、村约所进行的调解和决断。关于宗族调解最早的记述可见于周, 当时的钟鼎铭文中已有“宗子”调解纠纷的记载。宗族调解实质上是族长和家长行使族内审判权的法官。官府既承认家法族规对于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的法律效力,也认可族长对于族内民事纠纷的裁决。

（二）邻里亲友调解，是民间调解中较为普遍的一种方式, 是指纠纷发生以后, 由纠纷当事人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或长辈等人出面进行说合、劝导、调停的方式。在古代社会中, 纠纷大量发生在相邻、亲友之间, 故“熟人”之间的调解往往更易近情而息讼。邻里调解，通常采用疏导、说服、教育等方法，调解主体没有处罚决定权。如明初，在各地各乡设“申明亭”，推举公直老人主持调解民间纠纷，“凡民间应有词讼，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凡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也。”。调解不能息诉的，方可诉至官府。

（三）乡里调解, 又称为乡治调解, 一般是指由乡老、里正等最基层的小吏调解一乡、一里的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的方式。明代就在乡里设立“申明亭”, 在宣讲礼义道德及圣谕的同时, 由里长、里正调处有关民间纠纷。而在清朝, 保甲组织具有调解纠纷的职责。在清代宝坻县刑房的档案中常见知县有这样的批语:“伤微事细, 著遵堂谕自邀乡保查明理处复夺, 毋轻涉讼”;“起衅甚微, 故着饬差协同乡保查明理处复夺, 毋轻涉讼” ，这些都是对乡里调解的生动再现。

三、古代民间调解何以长盛不衰

(一) 经济因素。传统中国社会封闭的小农经济是调解制度存续的经济基础。自秦汉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1500余年,支撑传统中国社会存续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形式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日常所需基本上通过“男耕女织”的自足方式得以满足,而非通过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商品交换。小农经济极大地制约了社会成员的活动空间,将他们的民事行为压缩到乡村邻里的较小范围内,这就使民事活动往往以既存的人际关系为基础。如果因民事活动发生纠纷,其内在的人际关系基础就为调解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纠纷的解决常常意味着原有人际关系的恢复、维持或至少是当事者的和平共处,而为了达成这样的解决,与其把具有外在强制性的判决作为处理的目标,还不如尽量说服当事者自觉地结束争议更为合理。

(二)宗法制度。古代中国以族而分，尤其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宗法家族制度更是强化了这一基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产生了宗法家族制度。在古代中国社会，个人不能超越宗法家族而独立，“宗法家族在对外复仇、对内抚育赡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职能。在这种环境中，个人的权利、利益是靠家族首长来维护的，个人既不能因为据有独立的私有财产而自由,也不能通过交换走上社会。”[3]从整体来看，国家关系、君臣关系只是家族关系、父子关系的延伸，调解解决家族成员间的纠纷是家族族长的应有职责，也是家族族长尊严与“面子”的体现。对于统治者维护统治秩序而言，家族首长在王权鞭长莫及的领域充当皇帝的半官僚、半立法、司法者，帮助皇帝管理臣民。通过族长的宗族调解（包括其他形式的调解）对于维护家族的稳定，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 思想文化影响。儒家意识形态和无讼社会氛围也成为了调解机制形成和持续的土壤。儒家的“中庸之道”、“以和为贵”、“反省内求”的思想成为“无讼”传统形成的思想主因。无讼是传统和谐理念在司法领域的一个折射,” [4]一方面, 调处息讼是官方实现“无讼”的手段与方法, 是官方刻意追求的结果: 历代官府往往把“讼”的多发与否作为评价官吏政的标准, 息讼则晋升, 大加褒扬, 从而形成了官吏在处理诉讼案件时惯用的四大息讼之术, 即“拖延”、“拒绝”、“感化”和“设置教唆词讼罪”。[5] 另一方面, “耻讼”、“贱讼”的观念在民间和民众意识中根深蒂固, 民间普遍认同“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 以涉讼为耻辱。

（四）现实考虑。古代官府对有讼诉到公堂的人，第一反应便是把涉讼各方统统羁押待质。在审讯之时，不论原告、被告、证人都要跪听发落，稍有言辞不慎，便会招致棍棒之灾。刑讯之累外，诉讼费用的负担也是人们选择民间调解息讼的直接而又现实的原因。所谓“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反映了人们为讼费所累不得已放弃诉权的无奈。清代诉讼，打官司有挂号费、递状子有传呈费、领传票有出票费、想排期开庭有开堂费、开庭时交坐堂费、结案时有衙门费，名目繁多的收费使当事人官司终结之日，也是家资耗尽之时，所以多选择调解息诉。[6] 且在古代中国，由于法制的不健全，法律不可能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民间调解以其无所不涉及的灵活性、高效的便捷性及解决矛盾的满意度等方面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的认可或首选。

四、《人民调解法》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民间调解的有益成分

中国传统的古代民间调解制度源远流长、长盛不衰，这种现象足以说明它符合了特定背景历史条件下的需求，即适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和长幼有序的宗族制度根基。凭借礼法结合的多种法律传统思想渊源，维护着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因此而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也一直持续至今。[7]由于在古代中国，“耻诉”、“贱诉”、“厌诉”的观念深入人心，民间以涉诉为耻，以互诉为宿仇。当纠纷发生时，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心平气和的诉诸于法律，而往往要么采用极端方式去处理，要么违背自己的意愿的忍气吞声，以至于矛盾未得以解决，矛盾更加激化。当然，传统的古代民间调解制度作为我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是完全是糟粕，其中也不乏相当多的有益成分，比如传统的古代民间调解制度对社会矛盾的缓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当事人诉累的减轻以及邻里关系的和睦等方面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方面，《人民调解法》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民间调解制度的有益成分，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将礼法做了较为精准的结合，具体表现如下几点：

(一)人民调解制度实现了“法律”化的重要转变。古代中国的民间调解制度在法律中较少体现。（如在清朝《户部则例》则只是用一小段做了对民间调解的规定）一般只是在民间通过约定俗成形成的纯民间性质的调解机制。而《人民调解法》将民间调解上升到专门的法律。因此，这次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规范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律，它意味着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实现了“法律”化的重要转变，从而使人民调解工作进一步实现了有法可依，步入规范化、法制化的发展轨道。

(二)明确规定了当事人自愿平等、不违法、尊重当事人权利的原则。古代发生纠纷后的调解，主要依据伦理道德、民间习俗及族长意志，主要依靠族长、长者的威望，更多的是一种教化型的调解，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人际关系的改变，于是有增加合法性原则等现代法治原则的必要性。《人民调解法》在这方面就规定了四项原则，1、自愿平等原则。这是尊重人权的体现，这一原则的确立，有利于保障定纷止争的效率，有利于矛盾纠纷的调解和社会的安定团结；2、不违法原则。人民调解必须坚持依法调解和依社会公德调解，这是公正解决矛盾纠纷的基础；3、尊重当事人权利原则。人民调解组织不得因调解而阻止当事人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4、调解优先的原则，积极运用人民调解促成案结事了，这是充分肯定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良好效果。所以，法律对人民调解的严格规定体现了法律的人民性，也使得人民调解制度有坚实可靠的法律地位，保证了人民调解制度的群众基础和法律基础。也是对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有益补充。

（三）科学的规范和完善了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调解主体、调解程序等方面的制度。人民调解法对于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人民调解员的选任、调解程序等诸多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比之古代调解制度更加科学、严密，调解组织更加规范、稳定，如元代法律只是规定村社的社长具有调解的职能。《至元条格》规定，“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可以看出《人民调解法》如此详细科学的规定是在对古代民间调解制度在严密性、科学性上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