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的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2007〕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现将《关于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07年8月14日
附：关于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的意见
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特征，是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体制保障。近几年来，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坚持宪法确定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方面总体上做得是好的，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存在对上级人民检察院的要求和部署贯彻执行不力、敷衍应付甚至自行其是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工作的开展。当前，检察事业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各级人民检察院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同时要严格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体制优势，不断增强法律监督的整体合力。这对于更好地贯彻科学发展观，深入实践“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主题，推动检察工作健康深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认真贯彻执行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和部署
1．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工作的各项部署和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要紧密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贯彻，切实落实到各项工作中。上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下级人民检察院必须执行，不得擅自改变、故意拖延或者拒不执行。在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坚决杜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不良风气。
2．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确有错误的，应当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或者依法直接予以撤销或变更；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已办结的案件有错误，或者正在进行的执法活动违反法律、司法解释以及上级人民检察院有关规定的，应当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关于业务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存在超越法定权限，与法律、司法解释或上级人民检察院规定相抵触，或者有其他不适当情形的，应当及时向下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指令撤销。下级人民检察院必须执行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如果认为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有错误，应当在执行的同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经复议认为确有错误的，应当及时纠正。
3．对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的事项和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上级人民检察院要求的时限或法定期限内办结并报告结果；逾期不能办结的，应及时书面报告进展情况，并说明未办结原因和下一步打算。对最高人民检察院转交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批示交办的事项和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按规定交办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转交的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同志批示交办的事项和案件，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项督查工作规定》和《关于检察机关办理全国人大代表转交案件的规定》认真办理。对上级人民检察院转交的同级党委及有关领导同志批示交办的事项和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按规定交办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转交的案件，以及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同志批示交办的事项和案件，应当按照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认真办理，或者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项督查工作规定》和《关于检察机关办理全国人大代表转交案件的规定》办理。
4．推行检务督察制度，加强对本级和下级人民检察院及其检察人员执行上级或本级人民检察院决议、决定、制度和重大工作部署，严格依法文明办案以及认真遵守检察纪律等情况的督察，确保上级人民检察院决议、决定和重大工作部署以及各项规章制度得到严格执行，促进执法公正和队伍廉洁。
二、坚持和完善请示报告制度
5．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办理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需要向上级人民检察院请示的，应当严格按照报送公文和请示件的有关规定办理。上级人民检察院要认真研究，及时办理并提出书面答复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省级人民检察院的请示就检察业务与检察官管理等问题所作的答复，应当定期公布。
6．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就一个时期的工作情况作出报告，可以根据当年部署的专项工作、执法检查、专项整改、人大代表或人民群众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等，听取下一级人民检察院的专项报告；可以就检察工作中的重要情况、紧急情况、决定事项落实情况等，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书面报告。对于上级人民检察院的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7．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地区发生的涉及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的重大突发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动态、重特大案件、重大办案安全事故等事件，要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格执行重大事件报告制度的通知》、《关于严格落实重大事件报告制度的通知》、《关于加强案件管理的规定》和《关于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死亡事故报告制度>的通知》等文件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限内，如实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紧急事项要立即报告，不得迟报、漏报和不报。
8．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具体案件中，认为同级领导和部门提出的意见不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或者检察机关内部对案件的处理意见有重大分歧，或者相关法律政策界限难以把握，因而可能影响案件依法、正确处理的，应当在作出决定前及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请示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作出答复。
三、坚持和完善报请备案、审批制度
9．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接受、发现的县处级以上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要案线索备案、初查的规定》向有关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不属于本院初查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检察院处理。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备案的要案线索和初查情况应当及时审查，如有不同意见，应当及时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10．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决定立案或者逮捕的，应当按照《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立案、逮捕实行备案审查的规定（试行）》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审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立案或者逮捕错误的，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立案而未立案或者应当逮捕而未逮捕的，应当提出书面纠正意见或者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直接作出相关决定，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11．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拟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的，应当按照《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试行）》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不批准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12．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申请赔偿的违法侵权事项拟作不予确认决定的，应当按照《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赔偿确认案件拟作不予确认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上级人民检察院不同意下级人民检察院不予确认意见的，应当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予以确认的决定，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对应当依法进行刑事赔偿确认的案件不依法受理或者受理后不及时作出刑事赔偿确认决定的，应当责令下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及时作出刑事赔偿确认决定。对于上级人民检察院的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四、加强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建设
13．各级人民检察院侦查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应当发挥检察机关的整体优势，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健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一体化机制的若干规定》办理。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统一管理案件线索，统一组织侦查活动，统一调度侦查力量和侦查装备。上级人民检察院采取专项侦查行动、专案侦查以及交办、参办、督办、提办和指定异地管辖等方式办理重大职务犯罪案件时，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服从指挥和协调。
14．在审查起诉工作中，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认为案件不适合由本院管辖的，应当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移送管辖的意见，上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同意的，可以商同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管辖。上级人民检察院对认为有必要指定管辖的审查起诉案件，也可以直接商同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管辖。
15．下级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监督纠正意见，有关机关不依法纠正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提出的意见正确的，应当协调同级有关机关督促其下级机关纠正。
16．在“队伍、业务、信息化”三位一体管理机制建设、处理涉检信访、预防职务犯罪及其他检察工作中，也应当按照一体化工作机制运行的规律和模式，积极探索，完善制度，坚持上级领导下级、下级服从上级，同级相互支持配合，形成整体合力，提高工作效能。
五、加强对检察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
17．各级人民检察院要认真落实上级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领导班子和检察队伍建设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坚持对检察人员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纪律作风建设和教育培训工作，引导检察人员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专业化检察队伍。要持之以恒地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上级检察院要坚持和完善领导联系基层制度，强化业务部门对口指导，组织基层检察院结对帮扶，建立和完善基层检察院建设的评价体系，推动基层检察院建设不断深入。
18．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加大上级人民检察院党组协管干部工作的力度。上级人民检察院党组要加强与地方党委的沟通协商，积极参加对下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的考察，及时掌握下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的情况，主动向党委提出领导班子配备和调整的建议；严把领导班子人选任职资格和条件关，对于不依法任免的情况，应与地方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协商解决，或者报请同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协调解决，推动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差额推荐考察，坚持领导干部交流任职制度，协助地方党委做好检察机关领导干部的交流工作；切实加强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积极探索建立与检察机关干部管理体制相适应的后备干部管理制度。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派员旁听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会议、审查会议记录等形式，加强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19．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促进检察队伍依法管理。对于不具备检察官法规定条件或者违反法定程序被选举为检察长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有权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批准。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任命有违反检察官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责令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撤销该项任命，或者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销该项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可以建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换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委员。
20．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巡视工作暂行规定》。深入开展巡视工作，进一步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重点监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情况、民主集中制和领导班子议事规则的落实情况、领导干部廉洁从检和廉洁自律的情况等，健全和完善检察机关党内监督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
21．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上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下级人民检察院党组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暂行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下一级人民检察院党组民主生活会的指导和监督，适时派员参加下一级人民检察院党组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并把坚持民主生活会制度和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的情况，作为考核下级检察院领导班子的一项重要内容，督促下一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廉政勤政。
22．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人与下级人民检察院负责人谈话的暂行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人要针对不同情况，分别与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及其他班子成员进行了解情况谈话、任职谈话和诫勉谈话。对有轻微违纪行为或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领导干部，要及时提醒和教育。
23．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要按照规定的内容和程序，在做好向本单位述职述廉的同时，分别于届中或换届前一年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述职述廉。下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述职述廉，应当提前十日分别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政工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报告述职述廉的时间、人员、参加的范围，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参加。述职述廉结束后，下级人民检察院要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送工作总结和班子成员个人述职述廉报告。
24．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暂行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个人有关事项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应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于每年4月30日前将本院党组成员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党组和政工部门综合报告，同时抄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纪检组。
六、进一步完善考评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25．加强和改进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考评。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建立和完善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全面工作的考评体系和办法，引导下级人民检察院自觉执行上级决策与部署，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促进检察工作全面健康发展。
26．进一步健全和规范执法责任制度与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对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影响检令贯彻执行的单位和人员，要进行严肃批评；对以各种理由违反规定，迟报、漏报和不报重大事项，甚至弄虚作假的，应当予以通报，并按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对阳奉阴违，甚至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应当报告备案或提请批准而不上报，或者严重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造成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27．认真落实《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责任追究暂行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对不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职责，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或拒不执行上级检察院的决定和指示、违反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六个严禁”规定以及在职责范围内发生重大办案安全事故、检察人员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和违法办案造成冤、错案的，要严格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七、上级人民检察院要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决策水平，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
28．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在法律确定的职权范围内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行领导，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各级人民检察院都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与党的领导、人大监督的有机统一，不断增强党的观念，强化大局意识，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29．上级人民检察院要努力转变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完善和加强上级检察院业务部门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相关部门业务指导的工作机制，切实担负起对下级指导、督促检查、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责任。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增强工作部署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提高对下级领导和指导的质量和效率，防止政出多门和拖拉延误。要主动接受下级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经常通报情况，虚心听取批评和意见；在制定规范性文件、作出重要工作部署以及其他重大决策出台前要充分发扬民主，主动征求和倾听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意见。要充分考虑不同区域检察机关的业务开展、人员素质、检务保障等方面的差异，搞好分类指导，帮助解决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30．上级人民检察院要支持下级人民检察院严格执法，依法办案。对于因严格执法而受到打击报复或不公正待遇的检察人员，要积极采取措施，依法保护，必要时依靠党委、人大协调解决。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从维护宪法权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仅要认真贯彻执行本意见提出的要求，在其他各项检察工作中都要坚持和落实宪法确定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上下一心，共同努力，推动检察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教育部关于切实做好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及其他资助工作的通知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切实做好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及其他资助工作的通知
教财〔2010〕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201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即将结束。再过一段时间，高校新生将陆续入学。为确保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顺利入学，现就切实做好“绿色通道”及其他各项资助工作通知如下：
一、切实做好2010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性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召开了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进一步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努力促进教育公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年初以来，南部旱灾、玉树地震、南方及北方部分地区洪涝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数量将进一步增加。今年新学年开学时，将有一大批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走进大学校园。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各高校应清醒地认识到，保证今年的新生都能顺利入学，进一步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工作将更加艰巨、任务将更加繁重、社会也将更加关注。切实做好2010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切实保证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顺利入学并顺利完成学业就凸显得更加重要。各地、各部门、各高校一定要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为指针，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要求和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努力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责任感、紧迫感和自觉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把2010年高校新生入学及其他各项资助工作抓紧、抓好、抓实，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
二、对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开通“绿色通道”
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结束后，各公办和民办普通高校要尽快全面了解录取新生的家庭经济状况，重点掌握生源地为今年以来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学生的家庭受灾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前做好“绿色通道”预案；要加强对“绿色通道”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分管学生资助工作的校领导要亲自抓，校内各有关部门要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将责任落实到人、落实到具体的工作环节；要进一步完善“绿色通道”实施办法，细化操作程序，在新生报到现场设立专门的“绿色通道”区域，确保“绿色通道”畅通无阻，确保提出申请且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都能通过“绿色通道”顺利入学。
三、扎实做好其他各项资助工作
1．全面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配合当地财政、银监等部门和有关金融机构，全面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要配合具体经办银行切实做好组织申请、信息录入、审核批准等相关工作；在暑假集中办理期间，要组织更多的人力，提供必要场所，简化手续和程序；要切实做好政策宣传、解读、疏导工作，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提供周到服务，严防因工作不到位引发群体性事件。
2．扎实做好高校助学贷款工作。要主动与经办银行加强协调、密切配合，简化手续，优化流程，加快审批和发放进度，尤其是对在生源地未申请办理信用助学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要及时办理贷款，确保所有提出申请且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尤其是新生“应贷尽贷”。
3．公平合理评审国家奖助学金。秋季学期开学后，各高校要抓紧开展新生和在校生的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认定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地做好国家奖助学金的评审和发放，坚决杜绝不按规定标准评审、平均分配、“轮流坐庄”等现象的发生。国家奖助学金要及时足额发放到获得奖励或资助的学生身上，不得挤占、挪用。
4．细致做好其他资助工作。各高校要严格按照规定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4-6%的经费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得提而不支、多提少支或直接列支；要努力增加校内勤工助学岗位、积极开发校外勤工助学资源，规范校内外勤工助学管理，引导和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在开展勤工助学活动中，要切实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要切实做好特殊困难补助、校内无息借款、学费减免、校内奖助学金等其他资助工作；要积极争取社会捐资助学，进一步拓宽资助经费来源渠道。通过上述工作，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获得相应的资助。
四、密切关注特殊困难学生群体的学习和生活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各高校在全面做好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在校生资助工作的同时，要密切关注特殊困难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对于符合规定条件的烈士和优抚对象子女、孤残学生、少数民族学生中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以及因家庭遭受自然灾害造成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的学生要酌情减免学费，并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特殊的关心和帮助；要加强对受灾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引导他们树立信心，克服困难，稳定情绪，安心学习，正常生活。
五、进一步加大资助政策宣传力度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资助政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突出重点，把握节奏，加大力度，扎实做好高校资助政策的宣传工作；要充分运用广大人民群众和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宣传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政策宣传关口要下移，要通过派出资助政策宣讲团、张贴宣传画、编印散发宣传单等形式，使资助政策进村入户，把资助政策送到每一个高中毕业班；政策宣传时间要前移，要重点把握高校招生录取和新生入学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在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要全面宣传各项高校资助政策和措施。在新生入学前后，要重点宣传“绿色通道”制度，使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及其家长解除后顾之忧，安心到校报到。各高校在向新生发放录取通知书时，必须按照要求一并寄送《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宣传手册，务必做到人手一册；要充分利用招生简章、校园网、新生热线电话等形式，加强对政府和学校资助政策与措施的宣传力度。
六、强化监督检查，确保政策执行效果
今年8月15日至9月15日，我部将继续开通资助工作热线电话，接受有关政策咨询和问题投诉，并对投诉的问题及时进行核查处理。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中央部委所属高校也要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安排专人接听、解答、处理。对于影响面大、敏感程度高的投诉问题，要及时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报告。请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于8月15日前，将本地高校资助工作热线电话的号码和开通时间通过传真形式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传真号码：010-66092141。
秋季开学后，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组成检查组，对各地、各高校开通热线电话，各高校执行“绿色通道”制度和其他资助政策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请速将本通知转发至所属各公办和民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二○一○年八月八日
论事实推定的效力
周成泓
摘 要:事实推定属于一种推论，其理论基础是经验法则，对其可运用逻辑经验法则进行分析。推定事实可作为认定案情的根据，但允许对其进行反驳，且推定事实不得再作为其他事实推定之基础事实的证明依据；证明责任在其起源上受到了事实推定的影响，但证明责任规则一旦形成它就一般不再受到事实推定的影响；事实推定只转移提供证据责任。
关键词: 事实推定；理论基础；效力
On effects of presumption of fact
Abstract: Presumption of fact is a kind of deduction ,with the rule of common sense being its theoretical base. Inferential facts can be the base of cognizance of case, however, it can be rebut and cannot be the base of other presumptions. The burden of proof is, but only influenced by presumption of fact originally. Presumption of fact shifts only the 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
Key words: presumption of fact; theoretical base; effect
诉讼证明包括完全证明和推定证明两种。完全证明是运用三段论推理进行的证明，其效力是确定的。但是，对于作为证据法重要范畴之一，也是当前司法实践中复杂且难以操作的课题之一的事实推定的研究目前仍比较薄弱，其理论基础是什么，其效力如何，都仍有待于学界做进一步的研究。本文拟对事实推定的效力做一探讨。文中不足之处，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事实推定概说
（一）事实推定的概念
推定是法院在无必然性证据证明待证事实的情况下，根据已知的或然性证据假定另一事实在法律上得以成立的一种推论，即根据甲事实的存在，推断出乙事实存在的一种诉讼证明活动。推定中的甲事实称为基础事实，乙事实称为推定事实。
根据学界通说，推定分为法律上的推定（法律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事实推定）两种。后者是指审判者 基于职务上的需要，根据一定的经验法则，就已知的事实作为基础事实，进而推论未知事实的证明手段。[1]
（二）事实推定的性质
有学者认为，事实推定本质上属于推论的范畴，它同法律推定是有区别的。在事实推定的情形下，司法机关根据已知的事实作出何种判断，由于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需要由审判者根据一般知识和实践经验来决定。而对于法律推定，审判者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认定事实。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事实推定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实际中用得较多，肯定事实推定，实际上就是肯定审判者在诉讼中的主观能动性，使司法变成一种能动的活动过程而不是简单地适用法律。易言之，事实推定并无独立的性质，它只是诉讼过程中审判者的一种心理活动。德国学者汉斯•普维庭教授则认为，事实推定是法律推定的遗留，其原本是调整证明评价的，事实推定的生活经验很少涉及法律上的风险分配，而是涉及一种对生活事实进行评价的标准，法律推定指向证明责任，而事实推定指向证明评价。[2]
笔者以为，事实推定属于逻辑上的一种演绎推论，它是根据经验规则经逻辑上的演绎而得出的结论，它属于证明评价的范畴。
在讨论事实推定的效力之前，我们先对其理论基础做一探究，因为推定的效力是由其理论基础决定的。
二、事实推定的理论基础
关于事实推定的理论基础，笔者以为只有经验法则，而不包括公共政策，这从其法律性质即可得知。以下笔者从事实推定的运行过程，即形式逻辑演绎过程着手，对事实推定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
经验法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践中对客观外界普遍现象与通常规律的一种理性认识，在观念上它属于不证自明的公认范畴。司法审判上的经验法则是社会日常经验法则的一个必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法官常常根据其自身的学识、亲身生活体验或被公众所普遍认知与接受的那些公理经验作为法律逻辑的一种推理形式”。[3] 经验法则依其性质不同，可分为一般经验法则和特殊经验法则两类。前者是指一般人从日常生活中所体验、感知的一类事实。特别经验法则是指具有特别知识或经验的人才能得知的事实形成法则。它必须经过证明后，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基础。在事实推定中，经验规则通常是指一般经验法则。
由形式逻辑原理可知，任何推论都是由前提命题和结论命题两部分所组成的，之所以能由前提命题推出结论命题，是因为前提命题与结论命题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联系。逻辑联系不同，推理的性质就不同，前提命题与结论命题之间的联系决定着推理的性质，事实推定仅属于推理的形式之一。
根据现代逻辑学的研究，在推论中，前提命题（A）与结论命题（B）之间存在五种逻辑联系：第一，等值关系，即A=B，二者同时并存；第二，蕴涵关系，即AB ,A命题真包含于B命题之中；第三，逆蕴涵关系，即AB，B命题真包含于A命题之中；第四，相交关系，即当A存在时B可能存在；第五，矛盾或反对关系，即当A存在时B不一定存在，当B存在时，A不一定存在。在这五种逻辑联系中，第一、第二种为肯定型必然联系，第五种为否定型必然联系，第三和第四种为或然联系。或然联系又分为常态联系、例外联系和中立联系。常态联系是指如无例外情况，当A存在时，B也存在（肯定的常态联系）或不存在（否定的常态联系）的可能性极大；中立联系就是当A存在时，B存在与不存在的概率一样大；例外联系是相对于常态联系而言的，即当A和B间是常态联系时，A与非B就是例外联系，当A和非B是常态联系时，A和B就是例外联系。
在诉讼中，如果前提命题与结论命题之间具有必然性的逻辑联系，则构成了诉讼中的必然推理，这是一种典型的演绎推理。它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必然性，即前提命题为真，结论命题必然为真；第二，演绎命题是非扩展的，即结论包含在前提之中，结论没有超出前提的范围。在必然性推理中，如果不仅小前提A的存在有证据证明，并且其结论B的存在或不存在也有证据证明，就构成完全证明。如果只有小前提A存在的证据而无结论B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据，那么它就是法律上的免证事实，也属于完全证明。二者均不属于推定的范畴。
如果前提命题A与结论命题B之间的逻辑联系是或然的，就构成了或然性证明。或然性证明又可以分为完全的或然性证明和不完全的或然性证明，二者的区分标准在于结论命题B的存在或不存在有无证据证明，有证据证明的就是完全的或然性证明，反之则为不完全的或然性证明。（1）如果前提命题A与结论命题B之间存在常态联系时，即当A存在时，B存在或不存在的可能性极大，并且B的存否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时，则它就构成一种高盖然的或然性推论，属于事实推定。（2）如果前提命题A与结论命题B之间存在中立联系，即当A存在时,B存在和不存在的可能性一样大，并且A的存在有证据证明，而结论命题B 的存否无证据证明，则此推理对认定案件事实无任何价值；当B存否有证据证明时，则其证明价值在诉讼中与必然证明相同，也属于完全证明。（3）如果前提命题A与结论命题B之间存在例外关系，则一般来说，我们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为例外联系存在的可能性极小。不过，也不能将此绝对化，因为可能性小不等于没有可能性。只要有证据证明当前提事实A存在时，结论事实B存否也有证据证明，则它就是一种完全证明。[4]
由上可见，在逻辑推理中，只有当大前提是高盖然或然性的，且推定事实无证据证明时，才构成诉讼证明中的事实推定。因此,作为事实推定基础的经验法则与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权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它的运用往往取决于法官主观的思维模式和业务素质，有着某种随意性和偶然性。在缺乏具体指导原则的情况下，如果仅凭经验法则作出裁判，就难免导致错误。因此，针对经验法则的运用应规定合理的指导原则，作为事实推定基础的经验法则不能过多地反映主观上的内容，而应使其类型化。法官若违背具体类型化的经验法则进行所谓的事实认定，则应予以撤销。不过，由于不同法官的审判经验和判案技能有异，也由于不同审级法院的任务不同，对事实推定在诉讼证明上发挥的“衡平”价值功能不能按同一水准苛求。[5]
三、事实推定的效力
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事实推定是建立“表面可信或初步可信的证据”，除非另有表面可信的证据予以推翻，即无需举证，也即事实推定相当于表面可信的初步证据。但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表面可信的证据是指证据可信的程度。在陪审制下，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建立此种初步证据后，方可以之通过法官而提交给陪审团，因而不宜使用此术语来说明推定的效力。如英国学者斯蒂芬认为，使用推定一词，是专门针对法律上的推定可以反驳者而言的。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李学灯先生亦认为，为了避免混淆，法律上的推定应称为推定或假定，而事实上的推定应称之为推论。[6] 德国学者汉斯•普维庭教授甚至认为，事实推定不属于证明责任规则，而归属于证明评价领域，它要么是一些特别强烈的生活经验规则，这时它就是表见证明；而在通常情况下，它只是一般之情势。在这两方面，事实推定作为一个法律现象它纯属多余。
笔者基本赞同普维庭教授的观点，但以为事实推定并非是一个多余的法律现象，对其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事实推定的效力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推定事实的效力以及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以下分述之。
（一）推定事实的效力
推定事实的效力是指运用事实推定法则得出的结论在法律上的效力，包括是否可以对推定的结论进行反驳，以及推定事实是否可以作为其他推定中的基础事实。由上文对事实推定的理论基础所作的分析可以对推定事实的效力作如下归纳。
1、推定结论的法律效力
事实推定是根据前提事实，运用经验、逻辑法则而推知结论事实的一种诉讼活动，它属于逻辑上演绎的推论，如果没有相反的推论，就可以对推定事实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2、对推定的结论是否可以进行反驳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事实推定的前提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只是一种高盖然的或然性联系，它未必就与客观情况相符。因此，如果对方当事人提出了可成立的反证，推定即为失效，推定事实就不能再视为存在。
3、推定结论是否可作为证明其他案件事实推定中的基础事实的证据
推定必须依据基础事实进行，法官在进行事实推定时，必须首先查明基础事实的存在。而由于推定事实是建立在逻辑演绎基础之上的一种主观以为，因此，不能再以之作为证明其他事实推定中之基础事实的证据，理由有三：第一，该种“主观以为”不具有法定证据的形式要件；第二，该种“主观以为”是对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是否具有常态联系的逻辑结论；第三，推定的事实不能作为基础事实再用以证明其他事实，这也是由推定事实的相对性所决定的。[8]
（二）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
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关系的命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每个具体的案件中，证明责任的确定是否要依赖于推定；二是推定的法律效果是否转移证明责任。
（一）证明责任的确定是否要依赖于事实推定
这个问题的解决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事实推定对证明责任发生影响的时间。从证明责任规则发展的历史来看，它经历了先推论（事实推定），后（法律）推定，再到证明责任规则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即证明责任规则是在事实推定规则的基础上确立的。另一方面，哪些证明责任规则受到了事实推定规则的影响。证明责任规则包括证明责任一般原则和各种具体类型案件的证明责任规则，前者受到了事实推定规则的影响，[9] 但在证明责任一般原则已确定的情况下，各个具体类型案件的证明责任分担规则通常不会受到事实推定规则的影响，即使在证明责任倒置时依然如此。不过，个别案件的证明责任的确立却可能受到事实推定规则的影响，即在法律对某个案件证明责任如何分配没有明文规定时，法官就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证明责任的分配。
由此可见，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在事实推定的基础上产生或确定的，这是由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上的统计概率论所决定的；但证明责任规则一旦形成，它就一般不受事实推定的影响。
（二）事实推定是否转移证明责任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从诉讼动态过程来进行分析。法官以事实推定来认定待证事实，其心证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法官对作为推定基础的基础事实形成确信，然后，以此为前提，运用自由心证及经验法则推论出待证事实的真实性。对方当事人反驳事实推定，可在事实推定过程中，心证形成的两个阶段，而行使三种攻击手段。其一，举证反驳基础事实，以阻止法官对基础事实形成高盖然性的心证，这时对方只要提出反证，使基础事实陷于真伪不明，其结果便导致法官不能适用经验法则，因而无法进行事实推定。其二，提出证据攻击法官适用经验法则进行事实推定的推论过程，即提出某一特殊的事实，使得法官不能根据一般的经验法则对该案件的待证事实进行事实上的认定。其三，直接提出证据证明推定事实的不存在。只要受不利推定的一方当事人提出相反的证据，使法官对推定事实已经形成的心证发生动摇，该推定事实就已经被推翻而不能得以确认。为使法官确认推定事实，当事人必须再度举证，以使法官重新形成心证。
从上述事实推定的运行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主张推定事实效力的一方当事人始终对推定事实的真实性负有证明责任。对方为反驳推定事实固然要提出证据，但其提出证据以阻止法官对推定事实的确信，并非属于客观证明责任的转移，而是提供证据责任的转移。换言之，在推定事实最后真伪不明时，推定事实视为不成立。[10]
为进一步说明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笔者再引入两个概念，初步证据推定和说服性推定，二者同属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之下的范畴。所谓初步证据推定是指，某个证据如果通过了法院的验证，即享受初步合格的推定，它主要适用于审判前的准备阶段，其目的在于剔除与案件无关的证据，加快诉讼进程，提高诉讼效率。说服性推定则是指，提交到法庭上的某种证据，经过质证和辩论之后，仍然具有很强的证明力，即享受说服合格的推定，其成立条件是：第一，必须是在法庭审理阶段；第二，必须是原告所提出的证据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第三，必须能克服被告的反驳。[11] 初步证据推定处于推定的表层，说服性推定则处于推定的深层。二者都属于事实推定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