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山西省太原市技术开发服务公司与浙江省衢州化学工业公司补偿贸易合同纠纷一案指定管辖的复函
1990年7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晋法经函字〔1990〕第1号关于太原市技术开发服务公司与衢州化学工业公司补偿贸易合同纠纷一案的管辖争议问题的函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90〕浙法经上字89－85号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合同（1985年4月8日、4月15日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纪要，属于补偿贸易合同。衢州化学工业公司的主要义务是将“投资”款给付对方，该行为的履行地为山西省太原市；太原市技术开发服务公司的主要义务是兴建炼铁炉、生产生铁并按约定要求交付生铁，主要履行地应为山西省吕梁地区和太原地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现指定本案由山西省有关人民法院管辖。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应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1989〕浙法经上字85号民事裁定书之后，将本案移送有管辖权的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或者吕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因1985年4月15日合同所产生的纠纷案件业经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结案，可不再移送。
此复


试论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

钱贵


　　一、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现状
　　(一)教学条件相对落后
　　一般情况下，选择公办学校就读是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理想渠道，因为这些学校教育设施比较完备、管理相对规范、教学质量较高。但是由于公办教育资源的总供给无法满足进城农民工子女总需求，多数进城农民工子女只有选择社会力量举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但是多数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学条件相对落后，如校舍多为改建或搭建，缺乏必要的教学器材和设备，相当一部分学校不能开足、开齐课程方案规定的课程，教师数量不足、来源复杂，多数不具备教学经验。
　　(二)失学问题仍然存在
　　我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则有近2000万。根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儿童中心共同立项、财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对北京、深圳、武汉等9个大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情况的调查显示，流动儿童中一直未上学者占6.85%，失学者占2.45%。可见，我国有近100万进城农民工子女不能及时入学。
　　(三)地方政府缺乏管理
　　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但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流入地政府还没有制定相关配套措施，也没有将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纳入本地事业发展规划，尚未建立专项经费。
　　二、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必要性
　　(一)教育人权主义理念
　　“人人皆有受教育之权”被写进《世界人权宣言》以来，受教育权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人权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准则。这一准则在随后的国际条约中被不断地加强和重申。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为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意即缔约国所承担的条约必须在该过得到真正的落实，并且不是“渐进性的”而是“即刻性的”。我国作为条约缔约国，受教育权在宪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已得到充分的肯定，《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可见，进城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权领域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是国家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受教育权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互相促进。社会发展必然要求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一方面，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当地政府的教育是共享改革成果的必然要求，不仅他们的父母是城市的建设者，而且他们自己很可能成为该城市的主人。另一方面，农民工是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阶段从农民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如何对待这一社会群体，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进程，而且关系到我国整个现代化的进程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如果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他们在城市就很难有更多的发展空间;那么我国农村富裕劳动力就不
　　可能得到合理的转移，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也必然受阻，社会发展也将受到制约。
　　(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
　　和谐是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成统一、协调和调和，它标志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诸多要素实现均衡、稳定、有序。和谐社会必然包含和谐教育，和谐教育必然要求教育公平，使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地接受教育。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教育的应有之意。笔者认为，如果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缺乏保障，就不会有农民工及其子女与城市、社会的和谐相处;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我们应当以法律的形式消除侵犯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不和谐因素，把不和谐的状态归于和谐。
　　三、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
　　(一)制定《义务教育专项资金法》
　　教育理想的实现必然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实现必然需要有保障的教育经费。为了避免国家投资由于政策改变而改变的不稳定性，进一步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纠正法律在权责、投资比例等方面规定不清的现象，及时制定规范义务教育经费的来源、比例、用途等环节的《义务教育专项资金法》确有必要。首先应当建立健全中央财政承担义务教育的补助制度，对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进行补助。其次应当建立健全省级以上财政承担义务教育专项资金制度，要求省级政府统筹本地区的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再次应当建立健全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制度，对侵害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政府和个人追究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二)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要从根本上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问题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它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离开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而言进展不大。笔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应结合实际，循序渐进的进行。首先将城镇落户条件由户籍限制改为条件限制。凡是在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公民，均可按照本人意愿申请该城市户口。其次逐渐剥离依附在户籍上的教育、就业、住房、养老、医疗等各种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还户籍制度只是用来证明公民身份和满足社会管理的本来功能。再次赋予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是消除城乡差别和实现农民公平等就业的良好路径。最后尽快出台《户籍法》，用法律的形式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果进行规范，将公民拥有依法迁徙入籍的自由和取得入籍居住资格的条件写入法律。
　　(三)健全网络学籍管理制度
　　由于进城农民工子女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实践中对他们的学籍管理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加强相关法律的修改，逐步建立全国联网的义务教育学生电子学籍卡系统，扩充学习档案数据库，实现学籍卡的网络化管理，从而保证进城农民工子女学习情况记录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简化其转学的相应手续。
　　(四)推行教育券法制化
　　教育券又称教育凭证，它是指政府发给学生用于选择学校，代表一定数额现金的证券，是掌握在家长手中的一种受教育的权利。这一理论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他主张政府应当将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以教育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家长，家长可以自由选择收费不同的学校，学校则向政府兑取与券值相等的现金。这样学生可凭教育券到任何一所政府认可的学校就读，学校之间也会因为学生掌握充分的主动权而增加竞争，从而提高学校教育的整体质量。对进城农民工子女推行教育券制度可能是解决其平等受教育权的又一有效办法，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法律的方式规范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券制度，在新《义务教育法》对弱势义务教育对象财政投入不均进行补偿原则的前提下，各地方机关应当根据国家上位法确定的原则制定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有关教育券的地方性法规，以此来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五)完善教育救济制度
　　有权利就有救济，国家应当为该国公民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救济手段十分重要。因为只有法律得到实施并以一定方式进行，法律权利才能被尊重，然后名义上的权利才能变成实际存在的权利”义务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权是一种公权性质的社会权，除了受教育者与当地政府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外，学校与学生发生以受义务教育权为内容的法律关系也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因为这时的学校实际代表着政府行使教育权，履行教育义务。当发生涉及进城农民工子女入学、教育歧视、开除学籍等方面的纠纷时，应当将这一纠纷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畴，使政府和学校接受司法的审查。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